透过热浪等极端天气重新认识气候变化问题

 

气候变化问题天然具有全球性，应对气候变化就需要世界各国合作及协调采取行动。因此，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组织各国科研人士定期总结、分析和评估气候科学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为各国气候政策决策和国际气候谈判提供参考。在此背景下，1991年，联合国就制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始了多边国际谈判。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获得通过，确立了在保护气候系统方面各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并要求发达国家率先采取行动，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基本框架。

 

此后，IPCC先后发布了六次评估报告，为各国气候变化谈判和采取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撑。尤其是《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这两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1995年，IPCC发布了第二次评估报告，为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的达成打下了重要基础，《京都议定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带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环保协议，设立了于2008-2012年之间把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5.2%的目标，并对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具体实施规则，制定了实现这些减排目标的操作机制，即国际排放贸易、联合履行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其次，在2014年完成的第五次评估报告为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提供了主要的科学支撑。《巴黎协定》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共有194个缔约方加入，协定提出将本世纪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2℃以内，同时寻求将气温升幅进一步限制在1.5℃以内的措施。同时，《巴黎协定》提供了一个持久的框架，为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努力指明了方向，它标志着一个向净零排放世界转变的开始。

 

虽然各国都有推动气候变化行动的意愿和决心，但在承担减排责任和采取具体措施和路径方面有着较大分歧。采取过多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会增加国家经济发展成本，甚至压缩产业发展空间，尤其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近日，英国利兹大学等机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约90％的过量碳排放源自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想确保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目标可以实现，这些发达国家应向人均低碳排放国家支付总计170万亿美元的补偿金。这表明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各国有着巨大的利益差异。

 

此外，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也导致气候变化谈判困难重重。这两年地缘政治摩擦和俄乌冲突下全球能源市场较为动荡，发达国家增加化石燃料的使用，再结合发达国家长期未完全履行对南方国家的财政承诺，欧盟采取“碳关税”等争议措施，各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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