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增长极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
数字经济的增长极效应。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接入设备的大规模覆盖提高了地区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有利于形成新的增长极，加快推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重塑，提高地区碳生产率。
主要表现为：数字经济在推动产业智能化进程的同时，生产要素会从低效率部门转移至高效率部门，并实现新增长极对旧增长极的替代，有助于优化传统生产组织方式，推动地区
绿色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进而节约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投入，降低投入产出损耗，从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
碳排放的“减增量”与“去存量”，为碳生产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环境。
数字经济的结构优化效应。数字经济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其对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渗透有助于优化生产布局，实现低碳转型发展，提高地区碳生产率。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向产业内部渗透可推动生产方式与组织管理变革，加快实现要素在生产环节的互联互通与精准对接，能够有效减少生产活动对能源的过度消耗，从而扩大碳生产率提升空间。
数字经济推动了生产生活的“去物质化”，能够对能源资源产生替代作用。如基于数字技术的无纸化办公可减少对木材的消耗，有利于驱动能源利用结构向低碳化转型，提高地区碳生产率。
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效应。数字经济更易于实现跨行业跨领域的人才集聚，能够高效整合创新资源，优化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助于对地区能源监管模式进行多维升级，形成以大数据赋能为特征的数字化能源监管模式，提升能源监管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倒逼高排放产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提高碳生产率。
此外，传感器、智慧设备等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能够加大生产的技术构成，推动生产过程朝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有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生产中的效率损失，进而实现能源利用的帕累托改进，助推碳生产率跃迁式发展。
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渠道：一是数字经济的产业关联效应。依托于现代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克服了物理时空桎梏，模糊了经济活动的地理边界，地区间可以共享先进生产要素，强化地区间的产业关联度。
互联网及物联网加强了地区间产业关联，推动要素跨区域流动，有助于提高产业链要素配置效率，优化邻近地区生产方式，进而减少邻近地区能耗与环境污染，提高邻近地区碳生产率。
由于地区间存在产业关联，当本地区数字经济通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提高碳生产率时，邻近地区产业结构也将得到改善，有助于优化邻近地区生产运行效率与能源利用效率，提高邻近地区碳生产率。
然而，数字经济在强化地区间产业关联度的同时可能会造成资本流出，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区域范围内的自利性动机，驱使地方政府干预数字经济的服务范围，从而削弱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的技术外溢效应。数字经济克服了时空桎梏，扩大了信息溢出边界，缩小了地区间数字鸿沟，有助于提高邻近地区的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水平，扩大邻近地区低耗能产业发展空间，降低邻近地区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耗，从而提高邻近地区碳生产率。
同时，数字
平台的广泛应用加强了地区间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本地区数字经济为邻近地区碳生产率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促使邻近地区能源利用结构朝向低污染、高附加值两端延伸，从而提高邻近地区的碳生产率。
由于数字经济所提供的信息多数为“非标准化”信息，溢出距离越大，经过传输的信息产生诠释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大，会引起地区间知识搜寻成本和技术交流成本上升，进而导致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出现地理衰减特征。当溢出距离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本地区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将会逐渐衰减为零。
从空间视角研究了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影响，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数字经济提高了本地和邻近地区碳生产率，引入“电信普遍服务”这一外生政策作为自然实验进行检验，发现结论具有稳健性。
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增长极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提高碳生产率。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有所差异，空间溢出具有边界效应和地理衰减特征，空间溢出效应的地理边界为1000km。
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提高了本地及邻近地区碳生产率，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无明显影响，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提高了本地区碳生产率，降低了邻近地区碳生产率。数字经济发达省份的数字经济对数字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碳生产率有明显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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