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数据中心碳排放政策 更好支撑数字经济发展

　　数据是当今社会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中心作为数据流接收、处理、存储与转发的“中枢大脑”，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之一。但与此同时，传统印象中，数据中心也是能耗“大户”。一边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迫切需求，一边是人们对能耗问题的强烈关注，数据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备受瞩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一直非常重视这一问题，今年全国两会他特别关注了数据中心碳排放管理和政策优化，通过深入调研和分析，提出应对之策。

 

数据中心碳排放评价体系有待优化

 

　　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数据中心耗电量达2166亿千瓦时，约占全国总耗电量的2.6%；碳排放量为1.35亿吨，占全国总排放量的1.14%。“数据中心已成为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但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总量快速增长，数据中心的能耗和碳排放也不可避免地随之上升。”杨杰表示，数据中心能耗绝对量确实在增加。因此，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各级政府对数据中心的能耗均采取比较严格的限制，这较大程度上制约了数据中心在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助力全社会节能降碳方面的重要作用。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总体而言，我国现有的数据中心碳排放评价体系未充分体现数据中心的经济效益和减碳效益，对其能耗与碳排放水平的衡量不够全面、科学。”杨杰认为，一方面，评价体系未充分考虑数据中心承载的经济价值。与其他产业不同，数据中心所消耗的能源，不仅为自身创造了经济价值，同时也为运行其上的各行业数字化应用贡献了大量经济价值，具有“传导溢出效应”。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测算，数据中心每消耗1吨标准煤，可直接贡献产值1.1万元，同时可带动数字产业化增加值88.8万元，并通过支撑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间接产生360.5万元的产业数字化增加值。另一方面，评价体系未考虑数据中心带来的减碳效益。数据中心通过集中性满足全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共性需求，可有效促进其他产业，特别是钢铁、石化等高能耗产业的节能降碳，产生“阶乘降耗效应”。权威机构研究显示，预计到2030年，对工业、能源、交通等行业的数字化改造带来的减排量，将超过信息通信行业自身排放量的7到10倍。

 

　　除了评价体系有待完善外，杨杰认为管控政策也亟待优化。一方面，部分地区对数据中心建设的限制过严。如有地区明确规定，2021—2022年除现有资源整合和企业建设有边缘计算自用需求的项目外，原则上不再新增数据中心机柜；2023—2025年则根据供需情况，在确保能耗强度下降目标可完成的前提下，再考虑支持新增或扩建数据中心项目。另一方面，部分碳排放管控指标设置的合理性有待提升。部分地区基于能耗总量、电能利用效率（PUE）、直接税收与产值贡献等多重考量，严控数据中心建设总量。以PUE为例，有地区要求，年消耗3万吨标煤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PUE要小于1.15，这一要求不仅远高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寒冷地区新建数据中心PUE力争小于1.25的指引，同时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也难以满足。综合影响下，我国核心区域的数据中心资源已较难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北上广深等地区平均存在约10万台的数据中心机架供需缺口。

 

完善管控政策护航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对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系统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等提出了新要求。无论是国家战略要求还是建设实际需要，数据中心高质量建设的相关政策配套都亟须优化完善。

 

　　杨杰从数据中心碳排放评价体系、政策指导、考核三方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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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建立更加科学的数据中心碳排放评价体系。充分考虑数据中心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传导溢出效应”和对于其他产业的“阶乘降耗效应”，合理测算数据中心拉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能源产出率，科学衡量数据中心赋能全产业体系的碳减排贡献，为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有效参考依据。

 

　　二是加快推进数据中心项目能耗单列进程。建议结合《“十四五”国家重大项目能耗单列实施方案》，制定数据中心项目能耗单列的政策指导文件，加强国家部委与地方政府的协同联动，明确报审及后续落实等流程规范，对重要的数据中心项目实行能耗单列，有效解决数据中心供需矛盾。

 

　　三是有序推进数据中心电能利用效率考核。建议引导各地政府以PUE而非整体能耗作为数据中心管控的重要考核依据，结合各地实际气候条件和能源情况，递进式、差异化制定科学合理的数据中心PUE性能指标，引导行业企业积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入数据中心的生产运营过程，不断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