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我们需要明确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碳节点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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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ESG全球领导者峰会于2022年6月28至30日举行，本次峰会由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指导，新浪财经和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举办，峰会主题为“共促全球ESG发展，构建可持续未来”。会上作者指出，在实现碳中和的时候有三个必须做的事情，分别是绿色规划、碳市场以及绿色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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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俏指出，从经济学的角度，碳中和本身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单纯是减排，改变能源结构，它体现为一个全方位的彻底的经济社会的一种变革。碳中和既是经济学，也是管理学。他提出了实现碳中和“三个必须做的事情”：

 

第一，绿色规划。他表示，关键的问题在于，在经济增长和减排之间有一个取舍。中国是在人均GDP只有1万多美元的时候提出碳中和的目标，我们的人均GDP大概只有美国1/4到1/5，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还面临着在实现净零排放和经济稳定高质量增长之间寻求平衡的状态。

 

他强调，我们需要明确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碳节点行业”。在国家国民经济的生产网络中，有一些是枢纽行业或者节点行业，它的外部冲击或内生冲击，会沿着网络向外溢出，形成对总体经济的倍增的影响效果。他指出，在减排上，我们需要描绘出中国的碳成长网络，构建出我们的节点行业，并在节点行业有针对性地采取举措，从而在经济增长和净零排放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而且节点行业的技术变革投资本身也有溢出效应。

 

第二，碳市场。现在怎么去做碳价的机制？他强调，碳价在全球范围内的波动比较大，从波兰、乌克兰的不到1美金一吨二氧化碳排放，到北欧的一些国家如瑞典达到137美元一吨，这么大的碳价差异，使得碳价本身没有太大的效率。我国的碳交易系统刚刚上线，现在形成了40到60多块钱的碳价。他表示，未来我们应该去思考怎么搭建更有效的碳价格的发现机制。除了传统的碳排放权的分配和交易之外，其实应该利用金融的力量，通过资本市场资产的价格，倒推出碳价格。

 

他举例称，比如如果碳风险本身对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影响，它会反映在企业的定价模型里面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自提出双碳目标以来，碳风险已经进入A股市场的股票定价里。当一个上市公司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时候，它的市值大概会降低。他表示，根据它的市值的变化及二氧化碳排量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倒推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格。根据A股市场目前2000多家有碳排放数据的上市公司分析，发现一吨二氧化碳排放所带来的企业市值平均损失，大概是165元人民币。他表示，多一个维度会为未来找到更好的碳价格发现机制奠定基础，找到新的思路。

 

此外他还举例，目前绿色基础设施REITs的推出已经进入第二年，现在它的底层资产的范围逐渐扩大，即碳敏感资产化，跟碳净零排放相关的资产证券化之后，如果它进入二级市场交易，它形成的价格本身包含了碳风险的定价。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同角度寻找到比较有效的、有行业差异或者区域差异的碳价格，这是我们在实现净零排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

 

第三，绿色治理，怎么通过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改变企业、改变个人、家庭的行为。他指出，所有的市场主体在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中，都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企业而言，及早布局，提高自身的碳足迹以及气候风险披露的程度，甚至把上下游产业链或者全价值链里相关碳排放的信息也做披露，能形成一个外部的约束机制，有助于去推进企业更好地实施ESG计划，更好地去采取一些低碳发展的决策和发展路径。他指出，现在自愿减排的核证体系在重新恢复，未来直接参与这个体系的市场主体将会大大增加，这将会为企业真正采取净零排放的行为，提供财务上的、来自外部市场的、来自治理层面上的激励。

 

同时，约束机制和激励方式涉及的市场主体不仅仅是企业，更包括个人和家庭。我们经常忽略一点，家庭的消费需求碳排放量占到整个碳排放量的50%以上，这几年像交通出行、住宅能源使用、食品是排名前三名的碳排放量领域。通过改变个人和家庭的消费需求、消费行为、消费方式，能够从需求端倒逼供给端，促进供给端采取低碳行为方式、低碳生产方式。

 

他举例称，美国一个经济学家在2011年的实验发现，通过用社会比较的行为干预的方式，可以极大地降低家庭电的使用，比如在传统的电话账单里加入两个信息，一是这个社区平均每个家庭的月度电的消费量，二是跟这个家庭极为相似的另外一个家庭的月度的电消费量，那么这个家庭整体的碳排放量可以降低2%左右。他表示，类似的一些行为干预、一些公共政策可以通过研究，在未来进行大量的探讨。

 

以下为会议实录

 

大家早上好，特别荣幸有机会参加ESG全球峰会。今天我就对这个分论坛的主题“如何实现净零排放”，谈一些自己的思考。

 

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在2020年9月份提出双碳目标以来，关于如何实现碳中和这方面的讨论非常多。我自己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大概会有这样一个认知，碳中和本身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单纯是减排，改变能源结构，通过CCUS这种方式提升二氧化碳的利用和吸收。我想更多的它体现为一个全方位的彻底的经济社会的一种变革。从这个角度，碳中和既是经济学，也是管理学。

 

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在我们讨论如何更好地实现净零排放的时候，现在可能需要三者并行。我这里用了一个三角形的框架结构，讨论一下我们在实现碳中和的时候三个必须做的事情。

 

第一，绿色规划。第二，碳市场。怎么建设一个为温室气体定价的市场。第三，绿色治理，怎么通过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改变企业、改变个人、家庭的行为。

 

绿色规划。 因为现在国家定出1+n的绿色规划，“1”是全国层面上的双碳目标实现的规划。现在各个行业、各个地区都在紧锣密鼓地在制定各自的碳中和的一些规划，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我们理解中毕竟在经济增长和减排之间有一个取舍，因为中国是在人均GDP只有1万多美元的时候提出碳中和这样的目标，我们的人均GDP大概只有美国1/4到1/5的情况，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还面临着如何在实现净零排放和经济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高质量增长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我们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明确整个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碳节点行业，而碳节点行业本身可能跟我们传统理解的八大行业可能不完全是重叠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国民经济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形成一个网络状的生产网络，这个网络里面显然是有一些枢纽行业或者节点行业，这些行业发生技术变革，它的一些外部冲击或者内生产生的一些冲击，它会沿着网络向外溢出，形成一个对总体经济的倍增的影响效果。在减排这个事情里面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需要描绘出中国的碳成长网络，根据碳成长网络构建出我们的节点行业，并在节点行业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的举措，通过这种方式能更好地在经济增长和净零排放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而且节点行业的这些技术变革投资本身也有溢出效应，这个溢出效应跟倍数效应本身可以使得我们更有利于在增长和减排之间获得一个跟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相关的更好的一个均衡。

 

这个工作现在应该是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我们大概也根据2017年的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根据这些敏感转换系数，构建出了一个碳成长网络，在这里也进行一系列的识别。在我们做绿色规划的时候，那些处于节点行业的碳节点行业，它的规划可能应该先行，而且它们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应该做出更仔细的评估，这可能是我们在讲绿色规划应该关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第二个点，我们有效的碳价的发现机制。碳排放本身是一个外部性，我们把这个外部性反映到企业的决策里面来，才有可能真正影响企业或者个人、家庭的行为，从而更好地实现净零排放。

 

现在怎么去做碳价的机制？普遍大家都依赖碳交易体系，但目前全世界大家看到已经引入了，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大概有40到60个国家或者地区引入这个碳交易体系。但我们也看到碳价本身在全球范围之内，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的，从波兰、乌克兰的不到1美金一吨二氧化碳排放，比较高的是北欧的一些国家，瑞典达到了137美元一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权。这么大的碳价的差异，使得碳价本身没有太大的效率。我们国家在去年7月16号上线国家的碳交易系统，目前为止整个交易量现在还比较小，而且价格波动也相对比较大，而且现在形成了40到60多块钱的碳价格本身，有没有反映中国真实的碳价？这个问题大家都不是特别有信心，因为毕竟这个系统刚刚上线，而且交易量流动性本身还有很多问题在里面。

 

未来我们应该去思考怎么搭建一个在碳中和的愿景下一个更有效的碳价格的发现机制。除了传统的碳排放权的分配和交易之外，其实应该利用金融的力量，或者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通过资本市场资产的价格，能够倒推出碳价格，这一点我用两个小例子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觉得在未来我们碳价格发现机制形成的过程中，这是一些可行的、可探索的一些方向。

 

比如我们理解，如果碳风险本身对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影响，它会反映在这个企业的定价模型里面来。我们其实用数据做了一些分析，很欣喜地发现，自2020年9月份提出双碳目标以来，碳风险本身已经进入到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定价里面，有些技术细节不去展开。总的讲我们发现，当一个上市公司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时候，它的市值大概会降低。背后根据它的市值的变化及二氧化碳排量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可以倒推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格出来。根据A股市场目前能够找到的2000多家有碳排放数据的上市公司做的分析，我们发现大致上全国平均在目前这个状态下，一吨二氧化碳排放所带来的企业市值的损失大概是165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本身远远高于目前全国碳交易体系的交易价格，这本身很难去讲哪个价格更准确一些，但是多一个维度本身会为未来找到一个更好的碳价格的发现机制，奠定一个基础，找到一个新的思路。但用同样的方法，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可以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能确定相对有差异性的碳价出来。

 

相对应的另外一件可以尝试的事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寻找到碳价格，就是把资产证券化所产生的这些证券，把他们在二级市场交易中形成的价格，用它来倒推碳价。目前绿色基础设施REITs的推出已经进入第二年，现在它的底层资产的范围逐渐扩大，我把它叫碳敏感资产化，跟碳净零排放相关的资产证券化之后，如果它进入二级市场交易，它本身形成的价格本身包含了碳风险的这样一个定价，基于它的话，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找到碳价格的形成。

 

所以，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真正去建设我们的碳市场的交易体系，不同角度寻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有行业差异或者区域差异的碳价格，这是我们在实现净零排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需要去解决的第一性的问题。

 

最后，如何通过激励约束机制的建设，鼓励企业、鼓励个人和家庭改变他们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来更好地实现净零排放。

 

首先，我们的市场主体，除了这八大行业将近8000多家规模以上的企业之外，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市场主体其实在整个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中，都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扮演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对企业而言，目前跟碳排放的关联度不是很高的企业，其实及早布局，提高这个企业自身的碳足迹以及气候风险披露的程度，甚至把整个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或者全价值链里相关的这样一些碳排放的信息也做一个披露的话，它能形成一个外部的约束机制，有助于去推进企业更好地实施ESG计划，更好地去采取一些低碳发展的决策和发展路径，这个过程中企业也迫切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碳中和转型计划，而且有可能应该积极参与到碳交易市场的交易。现在自愿减排的核证体系在重新恢复，未来我们直接参与到这个交易体系里面企业的市场主体的数量将会大大增加，而这将会为企业真正采取一些净零排放的行为，提供财务上的一些激励，提供来自外部市场的激励，提供来自治理层面上的一些激励，这些合在一起之后，有助于在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切实有效地推进碳中和的实现。

 

除此之外，我们学院自身在碳中和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步从碳足迹的报告入手，通过这个报告的制定，是我们自己做一个评估，对未来如何更好地采取一些低碳的运营方式，更好地实现学院的理念。这样的一些工作，其实它对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再提一点，因为我们通过约束机制，通过激励方式，它涉及的市场主体不仅仅是企业，还更包括个人和家庭。因为讲到碳中和的时候我们经常忽略一点，就是家庭的消费需求其实碳排放量占到整个碳排放量的50%—60%以上。这个数字目前还有些争议，但基本上大家认为全球范围之内家庭消费占整个碳排放量的65%到70%之间，而且这几年像交通出行、住宅能源使用、食品大概是排名前三名的碳排放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些领域。我们国家目前可能这个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但大致上家庭消费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基本上也占到整个碳排放的50%左右。通过改变个人和家庭的消费需求、消费行为、消费方式，它能够从需求端倒逼供给端，促进供给端采取低碳这样一种行为方式、低碳的生产方式，这本身其实也是实现净零排放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一个环节。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里可以探讨的空间非常多，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常看到大家通过一些行为干预的方式，这张图里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一个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尔霍特（音）在2011年做了一个实验，他发现通过用社会比较的行为干预的方式，用这种推动的方式，其实可以极大地降低家庭电的使用，比如说有一个很简单的设计，在传统的电话账单里加入两个信息，一个是这个社区平均每个家庭的月度电的消费量。另外一个信息是跟这个家庭极为相似的另外一个家庭的月度的电的消费量。通过这样一种信息的提供，触发这个家庭在进行消费的时候，他产生一种社会比较的行为机制，他愿意去比较。通过这样简单的一个成本非常低的设计，他发现这种社会比较对家庭用电行为进行干预，其实是有永久性的效果的，基本上这个家庭整体的碳排放量可以降低2%左右。

 

类似的一些行为干预、一些公共政策可以通过研究，在未来进行大量的探讨，而他们一旦推出产品实际的效果，将从消费端，从需求这个层面上进行彻底的改变，进而倒逼供给端，最终实现净零排放。

 

基本上我想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实现碳中和，从达峰到中和只有30年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这种情况下做好绿色规划，迅速地形成碳价格的一个有效的发现机制，同时通过激励方式改变家庭、改变个人的行为，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行之有效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