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零碳金融框架，央行正研究针对宏观系统的气候变化压力测试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的热度持续攀升，尤其在多项利好政策推动下，今年以来我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已超过2500亿元，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在零碳金融里，有相当部分需要资本市场的债券。”4月16日，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在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考虑到绿色金融投融资具有期限长、风险高等特点，只靠绿色信贷支持具有天然短板。他认为，在绿色金融向零碳金融发展过程中，需要一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结构、经济形态的金融新模式，并呼吁构建与碳中和一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

 

关于绿色金融模式的发展和完善，业内人士对市场化定价、加强信息披露机制、增加权益类投融资、统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呼吁热烈。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会上表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关乎中国金融体系安全，在已经开展的微观层面压力测试基础上，央行正在研究针对整个宏观系统的压力测试。

 

绿色金融结构有待优化

 

“碳中和是一个范式变革。”朱民认为，相比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以GDP测度的生产和消费，碳中和目标下，已经不只是物质生产问题，而是涉及人类消费方式、效用偏好、价值取向的变化，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未来要实现GDP四倍（预测）增长且提高能源的GDP效率、碳排放下降都要依靠科技进步，因此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尤为重要。关于金融在碳中和转型中的关键作用，朱民提到了四点：第一，提供规模巨大、期限长、风险高的零碳金融融资，其中仅能源融资或将达到185万亿元；第二，存量金融资产（325万亿元）中高碳的估值下降，低碳的估值上升；第三，化解转型的金融风险；第四，构建零碳金融的宏观管理体系，其中包括金融体系转化成零碳金融体系、金融机构转化成零碳金融机构。

 

目前来看，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初步形成了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碳金融产品等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根据央行此前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5.9万亿元，同比增长33%，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2021年境内绿色债券发行量超过6000亿元，同比增长180%，余额达1.1万亿元。

 

但要从现在狭义的环保走向根本的零碳来支持整个经济碳中和，需要一个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经济结构、经济生态的金融新模式。

 

“从总体上来看，到2020年末，绿色金融占整体总融资的比重只有4.6%，还是很小，其中绿色债券占存量银行债券的0.73%，这个比重也是很低的。”朱民指出，当前我国以银行为主体发放的绿色信贷占绿色金融的比重高达90%，远超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存量60.2%的比重。他认为，在零碳金融中有相当部分需要资本市场的债券，而且考虑到风险偏好不匹配、不方便，以及期限长、风险高、投资不稳定等特点，加上缺乏完善的绿色机制，靠银行信贷支持绿色融资具有天然短板。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张晓燕也在一场讨论中提到，我国目前的投融资机制还处于起步和加速阶段，市场上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主要以信贷、基金、债券为主，相比之下很多其他国家更注重权益类产品，我国绿色金融还处在早期发力阶段，前进的空间非常大。

 

张晓燕建议，未来对投资端在加强投资者教育的同时，也要更加注重机构投资者的力量；对于融资端，要明确相关领域的投资回报，鼓励进行环境绩效的改善；交易平台和监管方面，可以构建完善的绿色市场服务体系和投融资的相关政策。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融系主任、教授何平认为，绿色金融应该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市场化手段”，但目前只能算“准金融产品”。未来，绿色价格唯一的定价就是它可能带来企业利润上的差别或者违约率上的差别，这需要建立统一的碳市场，让所有采用绿色排放技术的企业，因为减排获得的收益要直接反映在融资成本和金融服务、产品上。王信认为，这一过程可以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征收碳税或碳费，进行金融支持相关领域的评价、财政政策的支持和引领等。

 

如何应对存量风险？

 

巨大的增量投资将在能源和科创两方面支持碳中和转型，“十四五规划”已经制定了绿色的刺激政策和规划重点，累计有44.6万亿元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可再生能源、集中式和分布式的能源和电力系统等多个维度。但在当下，存量绿色金融的挑战同样不可忽视。王信表示：“我们现在普遍认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是重要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来源。”

 

“因为在转型过程中会重新定义资产价格，资产价格一变，国家、产业、公司、金融机构、居民的资产负债表都会发生变化。”朱民指出。比如，在气候变化进而导致碳价上升和能源价格下降的冲击下，煤电公司对银行贷款的违约率也会上升，而国内银行尤其四大行对高能源、高排碳产业的贷款比重超过半数，这种价格重塑对规模超过1000万亿元的中国金融总资产（现金、保险、债券、股票等）来说不容小觑。

 

朱民认为，处理这些问题需要从构建宏观框架开始。一方面，需要构建与碳中和一致的中国模式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央行应该在传统宏观政策中加紧推进碳中和的结构性工具、政策，来支持碳中和转型并纠正市场的不匹配。他以疫情危机中的普惠金融再贷款机制举例称：“我们需要把它理论化、系统化，并且把传导机制等模型全部做好，这就是开创了世界先例。”事实上，央行已经在去年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同时加强金融支持生态环境和低碳转型的国际合作。

 

另一方面，朱民建议，要对风险管理系统做出改变，即在巴塞尔协议三大支柱（最低资本要求、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基础上，第一支柱考虑调高高碳和低碳不同风险资产的权重，第二支柱鼓励开展气候变化和碳中和的相关压力测试，第三支柱则强化气候相关的信息披露。

 

据王信透露，央行已经开展了针对金融机构即微观层面的气候变化压力测试，目前正在研究针对整个宏观系统的压力测试，通过宏观经济的变化可能影响到产业，从而影响到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表现。他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未来在压力测试过程中也要把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问题考虑进来。

 

关于信披机制的完善，中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谈从炎认为，这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大量投资和大量企业参与形成覆盖面，二是强制性，三是完整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