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配套机制和政策立法同步探索中

与传统的市场交易需求源自生产生活现实、交易标的和交易方式等实践自下而上地自发先行先试、相关立法规范在后总结和平衡取舍的通例不同，碳排放权交易从碳排放配额（以下简称碳配额）的分配与登记，到交易品种、交易方式、管理规范、交易促进、监督处罚等相关配套机制的建立、优化和政策动态调整，与碳排放权交易的立法及完善均同步而行、交互影响。这就带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性强的天然特征，反映到交易风险中表现出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法律风险相互裹挟、紧密联动的特点，从而有别于传统市场中市场、政策、法律风险相对平行或仅仅稍加交叠的情况。

 

与国家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的部署步调相一致，政策和立法反映了从七省市试点到全国市场探索的快速进程。2011年10月29日，为落实“十二五”规划关于逐步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开启七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2年6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气候〔2012〕1668号）（以下简称1668号文）发布实施。2014年5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提出研究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2014年12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于2015年1月10日实施（以下简称2015管理办法）。同期，七省市发布实施当地碳排放权交易相关政策和立法。2020年12月31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于2021年2月1日实施（以下简称2021管理办法，与2015管理办法合称管理办法），标志着全国统一碳市场发展进入新阶段。

 

自2011年开展七省市试点开始计算，碳排放权交易相关准备和实践仅约10年。由此也可以理解，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的法律风险管理，特别是合同争议解决，尚处于非常初期的探索阶段。事实上，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对于绿色发展相关司法保障早有部署，也认为还需要深入研究碳排放权交易中的法律问题。

 

从上述简要回顾总结碳排放权交易发展的背景和前景不难看出，一方面，在“30·60”碳达峰、碳中和愿景下，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与其他绿色低碳发展的综合举措势必加速进行，这就意味着政策的激励和市场体量理论上激增概率较大，而交易都是依托一个个合同进行，这必然带来碳排放权交易合同类型、数量、规模的变动加剧，仅因交易合同体量的速增就可能对相关合同风险管理形成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七省市试点和全国市场在过渡期并行的格局，以及市场建设、完善和政策、立法同步探索推进的现实，必然叠加政策繁复、变化速度快等加剧复杂变量的新风险。然而，在时间有限、积累有限、约束条件难以改变的现实情况下，碳排放权交易加快进行的趋势已经形成，在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的历史发展机遇面前，市场主体的逐利冲动将演化为一个个现实交易。如何对此类交易合同进行法律风险管理，以避免预期利益落空或得不偿失，是市场主体应否以及如何开展交易的现实问题。

 

本文将结合笔者在碳交易和法律实践工作中的经验，梳理交易合同的类别和法律关系，着重针对碳排放权交易特点，提出对合同法律风险的识别与预防，包括关于合同约定及履行注意事项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