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的决策将对排放产生长期影响,这不仅是电力公司的责任,也需要包括政府、企业等群体的积极参与。我们可以综合运用多种措施来预防和克服碳锁定。例如,在2019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全球新增的可再生能源中有50%以上的发电成本低于最便宜的新型火电设施发电成本。此外,新冠疫情后的复苏资金也及时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基于
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提供了机会,促进了
绿色复苏和零碳经济的发展。在非洲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尼日利亚,政府将“投资家用太阳能系统”纳入了其新冠疫情后复苏刺激计划,投放资金高达6.19亿美元,旨在为500万家庭提供太阳能和迷你电网。
限制碳锁定及其影响的经济措施正在取得更多关注,方式和选择也更加多元化,比如为禁止或重新规划高碳基建和设备的行为提供补贴。在由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
专家撰写的WRI
专家视角系列文章中指出,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禁止在建筑物中接通天然气,从而阻止这类碳密集型基础设施继续运行。当然,这些措施还应配套一系列转型支持机制,以确保传统工业的工人在转型中不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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