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碳交易源头及基础

作为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经历了一个从科学到政 治的政治化进程。气候变化问题不是简单的资金和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到 全球未来走向的发展问题和政治问题。碳交易市场产生的背景和源头可以 追溯到 1992 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 1997 年的《京都协议 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1992 年 6 月， 150 多个国家制定了《框架公约》，设定 205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50%的目标，1997 年 12 月有关国家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作为《框架公 约》的补充条款，成为具体的实施纲领，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

 

京都议定书机制：1997 年，《京都议定书》的达成将国际环境立法从以往 着重法律基本原则和宣言性声明的“软法”向实体性、可操作性、与国内 环境管理制度相匹配的实质国际环境法推进了一大步。

 

（1）明确了碳排放的总量目标和分解指标。《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 碳排放在 2008~2012 年间总体上要比 1990 年水平平均减少 5.2％，其中：欧盟削减 8%，美国削减 7%，日本削减 6%，加拿大削减 6%，东欧各国 削减 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可将排放量稳定在 1990 年水平 上。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比 1990 年分别增加 10%、 8%和 1%。而发展中国家可以不承担减排责任。

 

（2）规定了三种补充性的市场机制，来降低各国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 —国际排放贸易机制（简称 IET）、联合履行机制（简称 JI）和清洁发展机 制（简称 CDM）。这些机制允许发达国家通过碳交易市场等灵活完成减排 任务，而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相关技术和资金。

 

（3）所列出的三种市场机制，使温室气体减排量成为可以交易的无形商 品，为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碳信用”概念应运而生，按照国际 惯例，排放到大气中的每当量 CO2 为一个碳信用，国际排放交易下的 AAU、联合履约下的 ERU、清洁发展机制下的 CER 成为稀缺资源，都属 于碳信用范畴。碳信用本身具有归属分配和实际使用并非发生在同期的特 点，具备远期合约等金融衍生品的某些特性。三种灵活机制则创造了使碳 信用真正成为在金融市场中可交易的金融衍生品的基础条件。

 

巴黎协定：2016 年 11 月 4 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下简称《巴黎协 定》）正式生效。该协定设立了透明度标准和定期回顾机制，以促进条约有 效执行。透明度标准相关的安排包括：国家信息通报、两年期报告/更新报 告、国际评审评估和国际协商分析；定期回顾机制包括：2023 年进行第一 次全球总结，并在此后每 5 年进行定期的全球总结和分析。同时，该协定 也约定了“棘齿锁定”的机制，各国可以在现有减排承诺的基础上随时提 高目标，但不可降低，以此保障减排进程“只进不退”。

 

《巴黎协定》明确提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包括：将全球平 均气温较工业化之前水平的升高幅度控制在 2°C 以内，并力争限制在 1.5° C 以内；至 2030 年全球年碳排放量控制在 400 亿吨，2080 年实现“净零 排放”；号召各国在 2020 年前通报 2050 年低碳排放发展长期战略。根据 《海外网》新闻称，至 2017 年 7 月已有 187 个《框架公约》成员国提 交了关于减少碳排放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相当于覆盖了全球 96%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