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会是一阵风吗？

 

对此，赵福全解释说：“2030年，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技术难度相对较低，主要采取降碳技术（指降低现有技术的碳排放）并部分采用零碳技术（指采用无碳排放的清洁能源）就能达成；而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技术难度极高，除了必须把降碳和零碳技术应用到极致之外，还必须采取负碳技术（指捕捉环境中的碳并进行封存或再利用，或通过植树等手段实现自然环境的碳吸收）。通俗地讲，实现双碳目标犹如从一棵果树上摘苹果，把相对容易摘到的苹果摘下来装满筐就‘达峰’了；但只有把树上所有的苹果都摘下来，才能‘中和’。如果有些苹果实在够不到，那就要把相应的枝杈砍掉，相当于依靠‘负碳’的手段来最终解决‘中和’的问题。”

 

或许有人会说，世界上发达国家走得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中国未来发展为何选择低碳新型经济模式？

 

赵福全认为：“从时间轴上看，碳达峰一定先于碳中和实现，但在具体行动中，碳中和限制了碳达峰的时间和峰值，也从根本上否决了碳达峰‘先冲高、再降低’的‘取巧’路径。在碳中和约束下的碳达峰将变得更具挑战性，也更加重要。当前，中国的低碳转型必须充分考虑碳中和，才能合理地规划碳达峰的策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前提条件，碳达峰时间越早，峰值排放量越低，就越有利于实现碳中和。同时，进入碳排放平台期的时间点应尽可能早于碳达峰，这将有利于推动碳中和技术的产业化实践，并加大碳中和的时间窗口。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碳达峰目标早在2015年就已提出，但碳中和目标2020年9月才提出来。”

 

有专家指出：“2035年中国GDP将冲刺200万亿元。”在赵福全看来，如果经济发展延续高碳的传统方式，那么就意味着2060年中国要解决的脱碳替代能源超过200万亿元，这个难度是超乎想象的。同时，我们也会丧失碳中和宝贵的窗口期。因此，碳达峰的时间越早，就给碳中和提供了更多的时间、技术的储备。

 

汽车面临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