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誉教授David LAMPTON：美国新政府与中国在气候变化等领域有共同目标

“在一些重要的领域，新一届政府和中国政府有着广泛的共同目标，气候变化、国际卫生、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协定、世卫组织、解决贸易摩擦、抓住相互经济机遇，以及管理一些全球的热点等等。”11月26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誉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David LAMPTON在“《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对于美国未来的政局发展，David LAMPTON坦言，“现在拜登政府正在组建，美国将在1月20日形成一个新的国家领导层，致力于以事实为基础的决策制定，规范化的决策结构，并由专业经验丰富的人员组成，这些人都是各位所熟知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团队的大部分成员已经宣布了。”

 

而在David LAMPTON看来，未来改善中美关系，需要恢复和改善双边对话和危机管理机制。他表示，“在我看来，首要任务是保证美国或中国国内很多热点和摩擦点免于升级。”他认为，“我们恢复和改善双边对话和危机管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应该简单的重建奥巴马时代那些庞大的对话机制，而是应该有更小、更少层次、更频繁的对话。一个切入点可以是加强与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的沟通，让拜登迅速提名新的美国驻北京大使。”

 

中美之间的第二项任务，“就是使用56天的时间，以及1月20日之后的几天，为稳定两国的关系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包括美国重新加入世卫，因为拜登已经承诺要这样做了，华盛顿应该与北京合作，不仅改善世卫，同时重振中美双边和多边的卫生合作。”他还建议，“华盛顿应该重新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卫生与安全理事会，并且寻求在中国全面部署美国的疾控中心人员，北京应该与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密切合作，我们应该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加强文化和教育人文交流，其中包括福布莱特计划，平衡我们对外国学生的态度和政策。”

 

在最后，他对中美关系保持了乐观心态。David LAMPTON称，“中国也令人印象深刻的控制了疫情。克服各自的挑战，应该使我们有信心能力建设性的处理彼此的关系，这种信心应该激发我们合作和建设性竞争的精神。”

 

以下为David LAMPTON讲话实录：  

 

David LAMPTON：我很好，希望能够亲自到会上跟大家见面，但借此机会感谢大会的主办方《财经》杂志和张燕冬主编，我很荣幸和大家共享这个平台。我很同意包道格刚才说到的这些建议，我会有一些建议，从更广的角度入手。

 

在一些重要的领域，新一届政府和中国政府有着广泛的共同目标，气候变化、国际卫生、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协定、世卫组织、解决贸易摩擦、抓住相互经济机遇，以及管理一些全球的热点等等。其次，我们两国也有迫切的国内挑战，两国领导人都致力于接受这些挑战。管理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会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甚至是令人生畏的，可以肯定的是，华盛顿将寻求与盟友和其他国家走的更近，但这种合作的性质，会取决于北京和邻国，以及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之间的关系，事实是什么呢？世界需要一个让人放心的中国，也需要一个让人放心的美国。人权问题很重要，但解决的方式不应该让人联想到我们要破坏某国的政权，我们不应该谈论其他国家政权更迭这种危险的话题。在我看来，蓬佩奥在7月23日就中国政策发表的言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40多年前，我们两国携手合作，不是为了改变彼此的内部制度，而是为了改善各自和全世界的环境。但是，有关中国国内政策的新闻，在中国之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影响了民众和政府的态度，因此，处理好两国双边关系中的国内政治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两个社会中有一些个人和团体认为中美摩擦对他们是有利的，或者反映了两国之间根本的价值差异。尽管特朗普很快会离开白宫，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会继续在公共舞台上，因为有7400万选民投给他了，所以未来要竞选总统的人，肯定会把他的政策考虑进去，所以拜登总统和习主席需要管理双边关系，不要不必要的刺激中美社会中那些不和谐的声音，双方领导人需要给对方尽可能多的空间。

 

在我看来，首要任务是保证美国或中国国内很多热点和摩擦点免于升级，两国关系要格外谨慎，我对此问题的担忧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恢复和改善双边对话和危机管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应该简单的重建奥巴马时代那些庞大的对话机制，而是应该有更少、更小、更不层次、更频繁的对话。一个切入点可以是加强与中国驻华盛顿大使的沟通，让拜登迅速提名新的美国驻北京大使。

 

中美之间的第二项任务，就是使用56天的时间，以及1月20日之后的几天，为稳定两国的关系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这种向前迈进的机会，包括美国重新加入世卫，因为拜登已经承诺要这样做了，华盛顿应该与北京合作，不仅改善世卫，同时重振中美双边和多边的卫生合作。我们在疫情方面没有合作，真是一场悲剧，华盛顿应该重新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卫生与安全理事会，并且寻求在中国全面部署美国的疾控中心人员，北京应该与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密切合作，我们应该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加强文化和教育人文交流，其中包括福布莱特计划，平衡我们对外国学生的态度和政策，我们应该立即重新开放休斯敦和成都领馆。

 

至于最棘手的问题，比如安全关系，双方应该讨论各自的战略需求是什么，我们可以确定什么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战略最终状态或平衡，地区霸权或主导地位，对任何一方都是不可行的目标。我们两国最近在国内都有很大的挑战，美国现在是处于政权交界的过程中，虽然有挑战性，但还是很成功的。中国也令人印象深刻的控制了疫情。克服各自的挑战，应该使我们有信心能力建设性的处理彼此的关系，这种信心应该激发我们合作和建设性竞争的精神。我知道，有很多人对“竞争”这个词有很多的看法，但在我看来，说竞争，其实它的基础就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是可以竞争的，我们也可以建设性的进行竞争。

 

谢谢大家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演讲，如果大家有问题欢迎提问。谢谢！

 

张燕冬：非常感谢David LAMPTON教授，刚才我还没有向观众介绍您，David LAMPTON是霍布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荣誉教授，是国际上最好的国际关系学院，他也曾经是美中关系的主席。刚才您提了一些建议，一开始您会议尼克松、卡特跟邓小平的交往，您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但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已经严重反映出我们的不同，您认为对中国来说怎么突破这一点？信心

    

    David LAMPTON：你刚才提到尼克松和卡特都建立了双方的信心，首先倾听对方，尝试了解对方希望从这段关系中获得什么，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有很大的相似性，就是确认发现我们的共同利益点，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合作或者妥协。另外，我们还要礼尚往来，如果你帮我解决我的问题，我就能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包道格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高层领导人必须要会面，当然之前肯定要安排周到。很幸运的是，双方领导彼此熟知，在一些场合也相互交谈，他们现在各自的地位和当时不同了，但他们的个人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张燕冬：刚才提到中美的交往，以及高层的谈判，不要像奥巴马时期那么庞大、多层，而是要建立一个精致的、更高端的、机制性的谈判，您能不能再详细说一下。

    

    David LAMPTON：首先，对话总比不对话好，我不是批评奥巴马时代的对话机制。当时有些对话虽然是高层，但双方都有好几百人参加，我觉得有时候高层几个人的对话比那些中层好几百人的对话要有效得多，所以我希望新的对话机制应该是问题导向的，应该涉及双方高层决策制定人。经常有人批评这种对话机制，说这些对话老是谈谈谈没有结果。我认为，如果我们让这些对话言必行，行必果肯定会更好，我相信中国也是一样。这些对话应该经过深深的准备，要有定期机制性的、针对性的解决特定问题的对话，最好邀请双方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参加。

 

“《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联合主办，于11月25日-27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