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和大流感

新冠疫情危机不仅揭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也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机遇。

 

持续关注大流行就好比观察按下了快进键的气候危机。病毒和温室气体都不分国界，因此两种祸患都已蔓延全球。它们使得穷人和弱势群体处于比富有精英阶级人群更大的风险中，同时要求政府采取和平时期几乎从未见过的大规模行动。此外由于zg的问题，以及美国对世卫组织和对巴黎气候协定一样不屑，无论是大流行还是气候危机，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国际协调。

 

两种危机不仅彼此相像，还会互相影响。大面积的停工大大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四月的第一周里，全球日均排放量较去年同比下降了17%。国际能源署预计2020年全球工业温室气体排放量会比2019年低约8%，这将是二战之后最大的年度跌幅。

 

这次跌幅揭露了气候危机背后的一个重要真相——气候变化问题很严重，即使放弃飞机、火车和汽车也无法解决。这次令人悲伤的“试验”表明，即便人们已经在生活方式上历经巨变，要想达到巴黎气候协定最宏伟的目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只提高1.5摄氏度——整个世界还有90%的碳排放任务未完成。

 

但正如我们本周所阐述的那样，新冠肺炎的大流行既揭示了未来挑战的规模，又为制定政府政策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这些政策将使经济体能够以更低的财政、社会和政治成本摆脱碳排放。触底的能源价格让削减化石燃料补贴和征收碳排放税变得更加容易，由此而来的税收收入在未来十年可以帮助政府填补财政缺口。处于化石燃料经济核心地位的企业，如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钢铁生产商、汽车制造商——已经在经历长期产能与就业萎缩的痛苦。而经济从疫情停滞中恢复过来，为投资能够促进增长、创造新就业机会的气候友好型基础设施提供了大好机会。低利率使得投资所需的花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

 

首先来看碳定价。长期以来被经济学家（以及本报）所推崇的方案是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激励消费者和企业减少碳排放，从而确保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减少碳排放。眼下时机尤其有利，因为当价格在两种现有技术之间达到平衡时，会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在过去，人们也许会说，尽管天然气的价格可能会巩固清洁能源相对于煤炭的优势，但可再生能源技术不够成熟，无法从中获益。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大幅下降。碳定价的小小推动之下可能会给可再生能源带来决定性的优势——随着更广泛的应用，可再生能源成本更低，这种优势将是永久性的。也许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碳定价能够如此迅速地取得如此多的成效。

 

碳定价在政客眼中不像在经济学家眼中那么受欢迎，所以没有几个国家真正实施碳定价。但即使是在新冠肺炎出现之前，就有迹象表明碳定价的时代即将到来。欧洲正筹划扩大其碳定价方案，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定价方案;中国正在建立一个全新的碳定价体系。乔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时曾支持碳定价，在即将到来的竞选活动中他会再次支持这一做法——至少一部分右翼人士会同意这一点。碳排放税带来的收益可能会在早期达到GDP的1%以上，然后在几十年内逐渐减少。这些钱既可以作为红利支付给公众，如今更可能帮助降低政府债务，而今年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预计将达到GDP的122%，如果绿色投资是通过债务融资的话，政府债务还会进一步增长。

 

碳定价只是目前可行的大规模应对措施中的一部分。碳定价本身不可能构建电动汽车充电桩网络、建造更多核电站来支持便宜但间断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设立项目来改造低效建筑、开发技术以减少那些无法通过电气化来消弭的碳排放，比如大型飞机和一些农场中产生的碳排放。这些领域需要补贴和政府直接投资，以确保未来消费者和企业都拥有碳定价鼓励发展的技术。

 

一些政府尽力让疫情纾困方案绿色发展。法航已被告知，要么取消与核电驱动高铁竞争的国内航线，要么会失去纳税人的援助。但是，以援助为幌子的政府干预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后果:最好还是坚持要求各国政府不要把紧急援助资金用于化石燃料。在其他国家，风险在于破坏气候的政策。全球性疫情期间，美国进一步放宽其环境法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重工业的刺激使得全球排放量飙升，但中国仍在继续建设新的燃煤电厂。

 

新冠肺炎造成的停滞并非天生就对气候有利。然而，各国必须使它变得有利。各国的目标应是到2021年，各国共同评估《巴黎协定》签署以来取得的进展并致力于提高自己的应对水平时，向人们表明这场疫情是环境问题上取得突破的催化剂。

 

新冠肺炎已经表明，繁荣的基础并不稳定。人们长久以来谈论和忽视的灾难，会毫无征兆地降临到你身上，彻底颠覆你的生活，动摇看似稳定的一切。气候变化造成的危害将比全球性疫情速度更慢，但规模更大、持续更长。如果有一个时刻可以让领导人表现出阻止灾难的勇气，那就是现在。他们再也不会拥有更加专注的听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