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知名的顾问公司麦肯锡（McKinsey）于2020年4月发布的Quarterly Addressing（季度发布）。提出如何借由这波肺炎疫情的经验与教训，作为未来面对气候危机的规划。作为全球大企业的麦肯锡（McKinsey）从这次的疫情中提出三个核心问题，讨论疫情与气候变化关系，强调气候行动的作为，仍是未来10年的关键，并建议应该如合思考这次的危机与后续的规划。
麦肯锡从这次的疫情中提出三个核心问题，讨论疫情与气候变化关系。
肺炎疫情于全球肆虐下，深刻打破人们各方面原有的想象与规划，百废待举之际，所有的焦点都集中于如何重振旗鼓，此刻我们却容易忽略了数月前，全球共同气候行动所取得的先机与动能，以及“可持续性”的议题广泛浮现在各大公、私部门的议程上。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我们是否有能力让气候行动再次回归正轨？麦肯锡（McKinsey）表示我们没有本钱不这么做，不仅因为气候行动仍是未来十年的关键，更在于强化气候韧性基础建设的投资与低碳转型，可同时创造就业并强化经济与环境的韧性，此外，“零利率”的时代下是低碳投资进场的绝佳时机。
麦肯锡呼吁全球各界领导人思考以下三个核心问题：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教训中，对气候行动有何可学习之处？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启示中，对气候行动的洞见是？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因应策略上，各利害关系人如何采取立即行动以回应迫切的可持续性要求？McKinsey首先分析肺炎疫情与气候危机的相似、相异，以及相关联之处。
两者相似处
（1）同为社会、经济实体面的冲击（physical shocks），仅得试图理解并回应肇因，始能解决应对此冲击。然而，近代人类历史未曾历经类此冲击，故或许从此次疫情所造成的社经冲击、供应需求震荡等中，对于气候危机的冲击能有一些即视感。
（2）皆属系统风险（systemic risk），如疫情加剧石油需求减少，进而引爆
价格战，并连带造成全球股灾。此外两者的发生机率不固定、冲击影响非线性、具有加乘效果，对于最脆弱群体具有累退性影响（regressive），亦即越脆弱群体反而受到的冲击却越大，承受能力与所受冲击不成正比。最后，皆不应再被视为黑天鹅，因为实际发生危害已不再感到意外。
（3）两者都需要彻底的转型，一改过去重视短期绩效利益，转移目光至确保长期韧性的保证。从目前疫情复苏振兴方案中可以证明，若维持过去思维，将付出极大的代价。
（4）在全球化下疆界越渐模糊，以全球治理的思维共创推力与行动策略显得越来越重要。两者皆有待一致、真切的全球共同合作与行动，处理此公共财的悲剧。
从目前疫情复苏振兴方案中可以证明，若维持过去思维，将付出极大的代价。
两者相异处
（1）全球公卫危机较具立即、直接可辨认的危害；相反的，气候风险则较为累积性、分散性。过去，处理气候危机时，也存在如前英格兰银行（BoE）总裁Mark Carney所称的“期程的悲剧”（tragedy of the horizon），让人们不愿采取立即行动换取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利益。
（2）发生肇因与应对措施面向上，二者所处理的时间尺度上也有所不同，公卫危机相对气候危机而言时间因素来得短许多，因此，相对的，气候危机的破坏性将更深刻。
（3）公卫危机属于传染风险（contagion risk），即只要知道因果关系即得立即有效的防堵与管制；相反的，气候风险则为累积性风险（accumulation risk），气候行动与管制上仍须突破正当性的考验。
两者关连性
（1）主流的研究共识指出气候危机将加乘公卫威胁，例如高温增加的病虫媒传染病、栖息地破坏增加物种间传染病交叉感染；相对的，透过理性消费、缩短并在地化供应链、素食生活等对于二者风险的减缓皆有助益。
（2）借着围堵疫情的极端行动（如封城、禁足令），虽使环境于短期间得以回复，如：中国空污的骤降。然而，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此，关键在于如何发展同时维护经济、环境的“可持续性”典范。
COVID-19疫情与气候变化相似、相异与相关联比较表。台大风险中心制作
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呢？
尽管仍于疫情冲击初期，但对于气候行动的影响，气候行动有助于振兴复苏等面向已逐渐明朗。
有助于支持、推进气候行动的因素，如因居家、视讯数位技术，减少的运输通勤需求与排放量。再者，也减少产业外包而导致的范畴三排放，甚至也让气候风险的经济成本越明显并可观，促使私部门转型的诱因、增加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科学的重视，以及提升政府采取预防、国际合作的行动意愿。
反观，低能源价格恐导致高碳排产业的迟滞、经济衰退压力恐让政府与人民忽略气候行动的优先顺位、投资者也恐延缓其低碳的投资决定、国际间的零和博弈等都是阻扰气候行动可能的因素。
下一步？
每个人都至关重要，百废待举之际，皆应着手开始整合思考、规划低碳转型所需的
绿色振兴策略，强化所需的环境、经济韧性，依此：
首先，就政府而言，应采取以下四大行动：（1）培养气候风险模拟与评估经济冲击的能力、（2）支应立即的低碳转型投资、（3）重新思考加速气候变化危害的补贴体制、（4）厚实迈向可持续所需的国际合作。
其次，企业则有两项优先行动，（1）对自身高碳经济活动进行体检，具体落实汰除高碳资产的时程；（2）借由系统性、跨循环的视角审视如何强化产业韧性，包含在地化生产、数字化革新等。
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应先提高气候危机的意识，以深化气候行动所需的深度与长度，再进一步改变心态并调整行动步伐，减少对于自然资源的耗用，迈向可持续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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