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公共健康保护

 

气候变化是由于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无节制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带来的环境问题，其表现形式是大气环境系统损害而导致的全球不可逆转的单向升温趋势。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减缓这一升温过程的速度，同时积极适应升温后的自然环境则是重要的双轨解决之道。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级，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涵盖了防治干旱、保障粮食安全、综合利用水资源、完善海岸带保护、应对极端天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最为重要、最为直接的一项内容就是保护公共健康。正如前文所述，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病毒变异、传播范围扩大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叠加效应，让我们不得不将公共健康保护纳入到直接的适应气候变化进程中。根据国际自然保护同盟（IUCN）的最新建议，各国在《巴黎协定》项下所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中应考虑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将自然保育和环境恢复作为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重要手段，进而带来促进公共健康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效果。

 

我国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在国务院出台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中提出，要提高人群健康领域适应能力来适应气候变化，具体要完善气候变化脆弱地区公共医疗卫生设施、健全气候变化相关疾病的防控，特别是相关传染性和突发性疾病流行特点、规律和适应策略及技术研究，加强对气候变化条件下媒介传播疾病的监测与防控。文件中特别强调了与气候变化相关卫生资源投入的重要性，以此达到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群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目标。由多部委联合发布的我国首部《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也将公共健康列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之一，提出要加强疾病防控体系、健康教育体系和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建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由此可见，公共健康保护业已成为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开展所重点关注的内容。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另一面，减缓气候变化无疑可以间接促进公共健康保护。一方面，减缓升温速度无疑可以留给我们更多时间，进行包括公共健康保护在内的适应工作的开展。但是，目前按照各国基于《巴黎协定》第一阶段的减排承诺来看，全球气温升幅在本世纪末仍然非常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3.2摄氏度，届时温度升高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共健康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各个国家仍有必要强化各自第二阶段国家自主贡献所承诺的减排行动，来努力实现2摄氏度的温控目标。另一方面，减缓气候变化过程可以通过碳税、碳排放权交易以及各类气候融资手段，向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支持人群健康的领域筹集资金。开展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极大的资金投入，由于其经济回报的不确定性和长期性，对国家财政支出等公共资金具有很高的依赖性。在国民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和市场引导，则可以形成低碳发展收益对于公共健康领域建设的重要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