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肯锡: 后疫情世界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一场来势汹汹的疫情正席卷全球，以惊人的速度威胁着生命和生计。随着感染率和死亡率的持续上升，人与人之间的流动被大大地限制，经济活动受到了极大打击，政府为此而采取非常措施，个人乃至企业都在争先恐后地调整适应。一眨眼的功夫，冠状病毒的扩散已远远颠覆了世界运作的假设。现在，全球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应对这种新的危机上，以及如何降低危机后可能出现的衰退现象。

 

 

在这种混乱情境中，人们很容易忘记仅短短几个月前有关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以及它引起的集体反应的辩论是如何的激烈。事实上，可持续性议题在不可持续问题突然变得无法避免之前，出现在私营及公共部门领导人日程上的频率愈来愈高。

 

 

鉴于此处突发疫情的扩散范围和规模，以及它所带来的长远负面影响，整个世界是否在此时保持关注气候变化以及更广泛的可持续性议程？我们坚信，我们很可能负担不起这样做的成本。气候应对行动不仅仅会在未来十年至关重要，而且在气候复原力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及向未来低碳社会的转型会推动近期大量就业机会的创造，并同时提升经济和环境的复原力。由此可预见将来的利率会接近于零，因此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进行投资了。

 

 

为满足该需求并更好利用这一机会，我们相信领袖者将会以下三个问题而受益：

 

 

从当前气候变化带来的疫情我们可从中吸取到哪些经验和教训？

 

我们在疫情中所作出的反应对策会对气候变化产生什么影响——正面或负面的？

 

公司、政府及个人可采取哪些步骤，使得我们在流行病中的即时应对策略如何与可持续性的需求保持一致？

 

 

以下是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给出的初步解释，希望它们能激发有助于把我们即时应对危机的策略和优先恢复联系起来的更多想法与行动。

 

 

目前疫情所带来的潜在教训

 

 

如果我们想要从实践中获得启发，从而为我们的行动提供动机，那么去了解疫情和气候风险之间的相似性、差异性以及更广泛的关系是极为关键的第一步。

 

 

基本相似之处

 

 

疫情和气候风险都代表一种物理上的冲击，在这一点上两者都是相似的，然后它们都会转化为一系列社会经济上的影响。相比之下，金融冲击——无论是银行倒闭、泡沫破灭、市场崩溃、主权债务违约还是货币贬值等，都是由于人为因素引起的，通常出于担心贬值或流动性。金融冲击往往起源于金融体系内部，通常可通过信心恢复来修补。但是，物理冲击只能通过理解和调整潜在的物理性质起因来进行一系列补救措施。经过我们最近的集体经验可观察到，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都是受到过金融冲击而不受自然冲击影响的。目前的严峻疫情或许能使得我们预见全面气候危机带来的潜在后果，包括同时发生的供需外来冲击，供应链中断以及全球传播和放大机制。

 

 

疫情和气候风险同样存在不少相似的性质。这两者都是系统性的，因为它们的直接表现和后续连锁反应都会在互联互通的世界里迅速传播。因此，在最初疫情爆发时，减少石油需求成为价格战的一个因素，并随着疫情的蔓延而进一步加重了股市的下跌。它们都是静止的，因为两者过往出现的概率和分布可能性正不断快速变化，无法足够以预见未来。两者都是非线性的，因为它们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影响在突破某些阈值后（如医院收治疫情病人的能力）会不成比例地增长甚至恶化。它们两个都是风险的倍增器，因为它们都突出并加剧了金融及医疗体系乃至实体经济中目前为止未曾经过检验的脆弱性。两者都是倒退性质的，因为它们对世界上最脆弱的人口群体和亚人口群体的影响都是不成比例的。最后，这两者都不能被视为“黑天鹅”，因为多年来专家已针对两者接连警告过几次（尽管有关于气候风险的争辩可能会更为广泛）。这次冠状病毒的爆发似乎表明，整个世界都未做好预防或对抗的充足准备。

 

 

此外，应对疫情和气候风险都需要同样的根本性转变，从优化系统的短期性能到确保它们都具有同等的长期弹性。医疗体系、实物资产、基础设施服务、供应链和城市的设计基本上都是在狭隘条件下运行的。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大部分呈在原本条件下勉强运作的状态，更不用说超过条件范畴了。此次冠状病毒疫情和应对策略（截至本文撰写，政府已发布拨款数万亿美元的刺激政策）已反映了未能及时建设弹性制度带来的昂贵成本问题。在气候变化和疫情中，全球危机的代价必然大大超过其预防措施的代价。

 

 

最后，两者都反映了“共通性的悲剧”的问题，因为个别行动可以违背集体利益并耗尽宝贵而共用的资源。若没有全球协作，就无法有效应对疫情和气候灾难。事实上，尽管目前的迹象与此相反，但它们很可能通过积压的压力来证明，国与国之间的界限远不如问题和解决策略之间的界限重要。

 

 

主要差异

 

当疫情和气候灾难存在明显相似之处时，两者间的显著差异同样存在。

 

 

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代表了迫在眉睫、分离而可直接辨别的危机，我们会出于惯性出于生存目的而做出反映。相比之下，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是循序渐进的、累积的，并随着程度和时间的进化而呈现出愈发分散的危险。它们都需要为未来的奖励而采取目前的行动，鉴于隐性的“贴现率”，过去的奖励往往充满不确定性而过于微小。这就是英格兰银行前行长Mark Carney所称的“地平线悲剧”。

 

另一种说法是，针对疫情和气候灾难的发生及解决策略的时间尺度是不同的。疫情的往往用周、月和年来度量；而气候灾难则用年、几十年和世界来度量。这就意味着，如果因引导不当而出现全球性危机时，可能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冠状病毒（如果这可想而知的话）更严重而更具破坏性。

 

 

认识到疫情和气候风险之间的相似之处、差异及更深远的关系，是我们通过实际影响来为接下来行动提供信息的关键第一步。

 

 

最后，疫情是一种传染病风险的事件，气候灾难则存在累积性风险。传染病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一系列互为关联的事件（即使我们现在能见证），并可一次性引起整个系统的震荡；累积性风险则增加了严重后果的可能性，会引起同时期出现但不会互为影响的反应。这对它们各自呼吁的缓解行动具有显著的影响。

 

 

 

更深远的关系

 

 

斯坦福大学和其它机构的研究者认为，气候变化——一种强大的风险倍增器——实际上会造成疫情的大范围扩散。举个例子，气温升高会为某些传染病、蚊子传播的疾病如疟疾和登革热创造有利条件，且栖息地的消失会迫使各种动物迁移，导致病原体在动物间的溢出机会增加。相反地，降低环境风险的相同方式——通过优化消费模式、缩短并本土化供应链、用植物蛋白代替动物蛋白、减少污染的方式——也可能有助于降低疫情的风险。

 

 

一些人认为，为应对冠状病毒疫情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充分说明了短期内可出现较为显著的行动。在冠状病毒疫情封城期间中国和印度国土的污染消失的卫星图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这种（暂时性的）影响会对人力和经济造成巨大的代价影响。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一个能同时保证环境和经济可持续性的范例。说起来容易，也比行动起来容易，但这些都是必须要去做的。

 

 

现在会发生什么呢？

 

 

虽然我们仍处于迅速蔓延的疫情危机初始阶段，但我们已经能看到该疫情是如何地影响气候行动的轨迹和性质，以及气候行动如何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推动资本形成及增加经济复原力来加快社会的复苏。

 

 

有利于支持和加速气候行动的因素

 

 

首先，某些临时调整的策略，如远程办公和对数字化渠道的更大依赖，可能会在封城解除后继续存在，以减少交通运输需求和排放量。第二，供应链可以被遣返，减少某些范围内的排放（它们存在于企业的价值链内，但与直接排放或购买能源的生产无关联）。第三，由于物理和系统性混乱程度的提高，市场可能会受益于风险价格（特别是气候风险）。这些因素虽然将会造成更多近期商业模式的中断及更广泛的过渡风险的可能性，但同时也会为加速的变革提供创造更大的激励。

 

 

此外，公众可能会提高对解决系统性问题的科学专家的认同性。而且，虽然并不是必要的结论，但人们可能会希望政府能在风险应对上充分发挥预防和协调的作用。实际上，在最后策略上支付者、贷款者及保险公司的巨大成本投入，可能会督促政府在弹性建设方面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至于私营部门，经过危机的洗礼，可能会转向“更好的建设”的风向。

 

 

我们已看到冠状病毒疫情是如何对气候行动的轨迹和性质产生了深刻影响，以及气候行动能通过就业机会创造、推动资金形成、增强经济复原力来加快社会复苏的进度。

 

 

此外，低利率也许会加快新型可持续基建的部署，以及适应性和复原力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近期就业机会创造的投资。因此，全球合作的必要性会更为显著而愈加普遍化。

 

 

如果过去相当于序幕，那么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和持久力则可能与现在危机自身深度成正比。

 

 

可能会破坏并拖延气候行动的因素

 

 

然而与此同时，高碳排放国的极低价格可能会增加能源的使用率，并进一步推迟能源的转型（尽管较低的油价可能会推出一些低效、高排放的边际生产商，并鼓励政府终结昂贵的燃料补贴政制度）。第二个横流是，政府和公民可能难以联手把气候优先性和紧迫的经济需求整合起来，以实现社会的复苏。这可能会影响它们的投资、承诺和监管方法长达数年，取决于危机的程度以及复苏时间的长短。第三，由于财富的缩水，投资者可能会推迟向新的低碳策略分配资金。最后，如果危机过后出现零和博弈的趋势，国家之间的竞争很可能会加剧。

 

 

 

接下来应完成哪些行动？

 

 

本文里我们相信所有利益相关者——个人、企业、政府及公民社会——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于政府来说，我们认为以下四个行动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建立气候风险模型以评估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效应。这将有助于为复苏计划提供信息来源，更新并增强用于基础设施规划的历史模型，并使得气候压力测试能采用在资金计划当中。第二，将用于经济复苏中的大部分资源中的一部分采纳在气候变化的恢复与缓解行动中。其中包括对广泛的可持续性杠杠进行投资，包括建设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扩大电网容量并增强它的复原力以支持增加电气化、建筑改造、发展和部署新技术以推动重工业的去碳化。这种投资的回报既包括风险的降低及新增长的能源。第三，抓住机遇重新考虑加快气候变化的现有的补贴制度。第四，由于过于内向而零散的行动无法从本质上解决系统性和全球化问题，需加强可持续建设上的国家与国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关系。我们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的经验将有助于在实现气候变化的问题的一致性上开拓新的途径。

 

 

对于企业来说，我们能预见两种优先性。第一种，抓住时机实现去碳化，特别是优先淘汰经济边缘化且碳密集的资产。第二，用系统系而循环的方法来建设复原力。企业应在出于必要的情况下进行试验，使其运营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例如，缩短供应链、提高能效的加工制造业、以视频会议替代差旅、增强数字化的销售与商业模式。当中一些实践是出于未来权宜之计和经济性的做法，并有可能成为企业的可持续转变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伴有能在疫情后能跨领域开展的成本效益和数字化转型的努力。

 

 

在复原力方面，一个主要的优先事项是要建立承载力以通过定性和量化真正了解企业脆弱性方面，以抵御更广泛的场景，尤其是物理事件。在这方面，还需对多重危机将合并叠加的情况进行建模和准备：这不难想象，在某些特定区域里，疫情有可能再次复发并同时发生洪水或火灾，这将对救灾和复原力构成极大的考验，公共实体亦如此，因此复原力的思维模式应更多地考虑事件的组合相关性。

 

 

对所有群体来说——个人、企业、政府及公民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两种优先事项。第一，利用这一时机提升公众对气候危机带来的影响的认识，气候危机最终会造成长久持续且影响巨大的中断。这包括意识到到物理冲击可能对金融和经济系统产生巨大的非线性影响，因此这证明其代价是相当高的。第二，在危机后能持续存在的心态及行为的转变（如在家办公）的基础上，减少我们对环境的需求，或者更准确地来说，将它们转换为更为可持续性的能源。

 

 

个人、企业、政府及公民社会应利用现有时机提升对气候危机带来的影响的认识，气候危机最终会造成长时间且影响巨大的中断。

 

 

从各方面来看，我们在未来十年中采取的步骤对于确定我们是否能避免失控的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已上升1.5°或2°的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造成全球经济不具备应对气候挑战的风险出现。以每年40至50千兆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速度来看，全球经济仍有10到25年的碳产能。迈向低碳经济社会之路意味着一项艰巨挑战，如果我们选择在一两年时间内忽略该问题，该挑战就会变得前途漫漫。简而言之，所有的水手都必须一起站在甲板上并肩作战以对抗冠状病毒来重振经济，拯救生命和生计，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开始整合思维和规划，来建设更大的经济和环境复原力，作为未来社会复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