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投资的历史必然性
在公开演讲中,马蔚华经常会提及商业向善、金融向善、资本向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他在访谈中向记者介绍道,“社投盟以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价值评估模型为工具,以沪深300成分股为对象,选出了可持续发展价值量化得分居前99的上市公司,即‘义利99’,评估标准是既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和环境价值。
在过去五年,这99只股票的累计收益率几乎跑赢了深沪300、上证50、上证综指等中国主流指数。这有力证明了中国资本市场是向善的,具有可持续发展价值的股票是被资本市场所重视的。”
马蔚华说,美国也有一个明晟KLD-400指数——从标普500里选出400只既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的股票,这400只股票连续20年跑赢标普500,同样能说明资本向善、金融向善。
2010年,摩根大通和洛克菲勒共同发布报告,最早把影响力投资和贷款、股票、金融市场并列,界定为资产类别的一种;金融危机后,高盛花100亿美元收购一家影响力投资机构,以扩充相关人才和项目……
马蔚华说,华尔街对影响力投资的最先接受,也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金融向善的潮流。他说,现在很多影响力投资机构的负责人都是从华尔街出来的。虽然他们的薪酬远不及华尔街,但他们愿意做,愿意承担更多社会责任。马蔚华认为这背后其实是价值观在发生变化。
近三四十年来,商业已经渐渐从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转向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马蔚华介绍说,上世纪6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观点认为,企业的目的就是挣钱,别的不用管。这是美国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不过,过了十年又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就否定了他的观点,并提出,任何企业在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时,都会产生负面溢出效应,为此企业要有企业社会责任。
“当时还出现了道德投资,凡是做军火、毒品的不投。后来出现了不仅坚守底线不投,还要在主动投资时关注社会、环境和公司治理(ESG),也就是发展到了社会责任投资。”马蔚华认为2015年联合国通过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比ESG和企业社会责任高一级的发展理念,它要求在经济活动一开始就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致性。
在中国,马蔚华也看到了商业价值观的转变。他说,本世纪初的时候,社会责任是个非常陌生的概念。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社会责任已经被绝大多数企业所认可,在A股市场,2007年仅26家上市公司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但到了2019年,这个数量增加到930家。马蔚华相信,影响力投资也会像企业社会责任一样,经历一个发展过程,然后迎来自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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