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态学之父”—乔治·伊夫林·哈钦森：1903～1991

“现代生态学之父”

—乔治·伊夫林·哈钦森

 

乔治·伊夫林·哈钦森（George Evelyn Hutchinson），1903年01月30日，生于英国剑桥；1991年05月17日，逝于英国伦敦，享年88岁。1983年入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士（Fellow of Royal Society，以下简称FRS）。哈钦森将根植于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引入生态学，使其上升为真正的科学，他也因此被广泛尊称为“现代生态学之父”（father of modern ecology）。1974年，在第一届泰勒奖的颁奖现场，当有人尊称他为“生态学之父”时，哈钦森立即谦逊地拒绝了这一称呼，并表示，荣誉应该归于达尔文和查尔斯·埃尔顿（埃尔顿，与哈钦森齐名的著名生态学家，于1976年获得泰勒奖）。随后，哈钦森表示，与虚名相比，他更自豪的是，拥有一群非常出色的学生。不管本人认可与否，哈钦森在生态学领域的诸多贡献，配这一称号，绰绰有余。虽然生于英国，哈钦森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耶鲁度过的；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才又返回英国。

（笔者备注：泰勒奖（Tyler Prize），生态环境领域最高奖项。我们熟知的《生态学基础》（Fundamentals of Ecology）作者之一尤金·奥德姆（Eugene P. Odum）于1977年获得该奖（该书另一作者霍华德·奥德姆（Howard T. Odum），为其亲弟弟。H. T. Odum是哈钦森的学生之一）。第一个（1999年）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为张德慈院士（中国台湾），著名的农学家、植物遗传学家；第二个（2002年），为刘东生院士，著名的地学家，“黄土学之父”，2003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哈钦森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剑桥度过的。剑桥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智力中心之一，哈钦森曾经这样形容剑桥，“…这里遍布天才，其密度之高，恐怕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比肩”。哈钦森的父亲，亚瑟·哈钦森（Arthur Hutchinson），是一名矿物学家，拥有剑桥大学彭布鲁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的硕士学位。如果不是坚持要优先完成手上的其他事情，亚瑟原本可能会成为放射性和氦的发现者。哈钦森的母亲，伊芙林·哈钦森（Evaline Hutchinson），是一名坚定而平和的女权主义者，她带给哈钦森伴随一生的鼓励与支持。哈钦森的叔叔，亚瑟·希普利爵士（Ser Arthur Shipley），是一名出色的动物学家，拥有剑桥大学基督学院（Chirst’s College）的硕士学位。希普利爵士在研究生公寓的墙壁中发现了黑鼠的干尸——代替这些黑鼠的是一群棕色挪威鼠：生物互作（interspecies interactions）的生态学意识可能就萌芽于这一发现。多年以后，哈钦森在自己的一篇科学散文里，还画了一副图还原这个事情。

 

8岁时，哈钦森被送往圣菲斯（St Faith’s School），学习算术、希腊文、拉丁文，和诗歌。在校期间，哈钦森和朋友们成立了“剑桥青少年自然历史协会”，协会主要宗旨为收集各种各样的化石、昆虫，和脊椎动物。得到父亲提供的毒杀器（killing jar，内装乙醚等物质，可以快速杀死捕获的生物，多用于捕捉昆虫）以后，哈钦森迅速开始专注于研究水生昆虫，尤其是半翅目昆虫。水生昆虫后来成为哈钦森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某种程度上，也助力他成为湖沼学研究的先驱。

 

八九岁的某一天，哈钦森和弟弟设法把父母和所有来宾锁在了餐厅，并切断了电源。哈钦森本人对于类似的“恶作剧”并不避讳，例如，他还曾经提到，有一次他把一个小女孩推到了水池里，那也是他第一次发现水的浮力。除去这些小插曲以外，哈钦森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实际上都浸润在周围浓厚的学术与研究氛围中，并被那种氛围深深感染，而引起强烈共鸣。

 

小学结束后，哈钦森入读格瑞萨姆（Gresham’s School）。位于诺福克的格瑞萨姆中学，尤其以自然科学见长。在这里，哈钦森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在物理学和化学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背景也促使他在南非以及康涅狄格进行湖沼学研究时，自然而然引入了化学和地学的相关原理。格瑞萨姆有一个特别棒的自然历史协会，而哈钦森是这个协会的风云人物：加入协会一年以后，他成为唯一一位被选为协会所有部门负责人的学生。此外，哈钦森还在中学期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这是一篇关于蚱蜢游泳行为的文章——彼时，他才15岁。

 

中学毕业后，哈钦森参加了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考试包括两项内容，数学和物理学。哈钦森以“双料第一”的身份，顺利进入剑桥大学攻读动物学，并于1925年毕业。学科背景优势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哈钦森日后的学术造诣：以物理学和生物学为基础，研究自然生态学；以数学为基础，研究生态学理论。大学期间修习霍尔丹的课程，让哈钦森受益匪浅（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进化生物学的重要先驱，1932年入选FRS）。而更多的收获，则是来自于“杂乱无章”的课外活动，尤其是各种野外考察。哈钦森和格蕾丝·皮克福特（Grace Pickford），以及格利高里·贝特森（Gregory Betson）共同创建了“剑桥大学生物茶俱乐部”（Cambridge University Biological Tea Club）。此后一生中，边喝茶边讨论学术，成为哈钦森雷打不动的习惯。

 

大学毕业后，哈钦森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虽然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推测，可能是因为哈钦森的思维比较超前：他热心于物理学、地学与生物学的融汇，而读博士可能会阻碍他的脚步（彼时，学科交叉可能还不盛行）。当然，以哈钦森的聪慧绝伦，博士学位头衔的有无，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不仅仅是他，查尔斯·埃尔顿（1953年入选FRS）也没有读过博士。随后，哈钦森得到洛克菲勒奖学金的资助，前往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动物学研究所（Stazione Zoologica）进修，研究八爪鱼。尽管八爪鱼内分泌系统的研究结果不尽如人意，哈钦森却深深迷恋上了意大利这个古老的国家，并深深陶醉于它多彩的文化。

 

进修结束，哈钦森不顾父母的警告（金山大学有一个“臭名昭著”的、难以相处的动物学教授，H. B. Fantham），以高级讲师的身份进入金山大学工作（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位于意大利约翰内斯堡）。后来，Fantham果然找借口赶走了哈钦森。（后话：若干年后，金山大学以哈钦森的名字命名了一座大厅，以表敬意）。虽然被上司辞退，但是合同尚未到期，学校依然要继续支付工资给哈钦森——这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自由开展野外研究工作。此时，他的大学同学格蕾丝·皮克福特正在南非进修，志同道合的俩人于是结婚了。婚后，俩人一起研究浅水湖泊、干涸湖泊，及其化学特征。哈钦森曾这样形容自己，“我终于找到了心之所向的研究方向——湖沼学（limnology）”。（虽然俩人1932年就离婚了，但是保持了毕生的友谊）

 

湖沼学的研究工作是由开普敦大学兰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 Hogben）（1936年入选FRS）所资助的。也正是通过霍格本，哈钦森获知，可以申请耶鲁大学的Seesel匿名助学金（Seesel Anonymous Fellowship）。哈钦森拍了一封电报去申请，却错过了截止日期；在亚历山大·彼得隆科维奇（Alexander Petrunkevich）的力荐下，耶鲁大学为哈钦森提供了讲师的职位——也是电报通知。

（笔者备注：彼得隆科维奇，蜘蛛学家；著名动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August Weismann）的关门弟子；魏斯曼于1883年提出著名的“种质论”（germ plasma theory），被认为是仅次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