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水平通常决定了能源消费的中长期趋势。宏观经济波动则对能源消费波动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显著。从经济周期理论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周期性波动是现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乃至常态。这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短期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其他经济指标的变化形成经济增长的高峰和低谷。
经济增长的高峰期最明显的表现是,国民收入高于充分就业的水平,生产迅速增加,投资增加,信用扩张,
价格水平上升,就业增加,公众对未来乐观。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繁荣时期,能源消费需求旺盛,甚至出现能源供应短缺的状况。比如,2000—201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常出现用电高峰期的拉闸限电。同时,经济高峰期,居民部门消费升级增加了能源需求。当经济增长在内在机制制约下开始向下波动时,能源需求也随之减少。
经济低谷期的表现是,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水平,宏观经济增长较慢,生产急剧减少,投资减少,信用紧缩,价格水平下跌,失业严重,公众对未来悲观。在经济增长的低谷期,需求下降,产能过剩,居民部门购买力下降,从而导致生产和生活用能需求总体下降。当经济衰退到底部时,收入不再下降,在投资乘数作用下,经济逐渐复苏,能源需求也将随之增加。因此,经济的起伏波动,必然使能源需求出现相应的波动。
从波动分析发现,不同行业能源效率波动与产出或资本的关系差异很大。这主要是由各个产业的生产特点决定的。此外,大部分行业在2000年能源效率与产出的关系会发生转折。剔除统计口径因素,主要原因在于2001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重化工业趋势引致资本、能源消费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能源效率短期变化关键机制作用下(不同资本利用强度下的能源消耗差别),大部分行业在2000年能源效率-产出的关系会发生转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能源效率的短期变化与产出波动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而且在经济波动的影响下,能源效率波动呈现非对称性特征。例如,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02—2005年,投资增速最高接近30%,波动幅度超过10%,而在此期间,产出-能源效率下降主要受到波动因素的影响。2010—2015年,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渐平稳下降,在此期间,趋势因素对产出-能源效率上升的贡献明显超过了短期波动因素。
对此,吴利学(2009)从微观企业视角提出了解释这一现象的假说,强调不同宏观条件下资本利用状况的变化可能是能源效率波动的关键,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企业的设备往往超负荷运转,并且低效的备用设备也会投入使用,过高的资本利用强度大大增加了对电力等能源的消耗,能源利用效率自然处于较低水平;而在萧条时期,企业总是倾向于优先使用最为先进的设备,并且较低的开工率自然减少了能源消耗,因而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特别地,由于企业一般需要维持一些固定能源消费,同时当开工严重不足时,还会因“无效开工”等造成能源效率下降,所以能源效率的波动通常是不对称的(繁荣时期波幅更大)。这对于认识能源波动和经济波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很有帮助,能够很大程度上解释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能源消费的波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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