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的科学性话语权

全球气候治理兴起与气候变化问题日益政治化密切相关。对全球气候治理而言，科学认知、经济利益和政治意愿是制约国家(集团)在国际合作中立场选择的最主要因素。在三者相互关系中，经济利益是核心目标，科学认知是技术性前提，政治意愿是主观动力。由于在形成政治意愿的过程中必须“统观全局，在不断的摸索过程中制定对外政策，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各种不同意见，如哪些形势判断最为合理，存在着哪些可能性，不同的选择可能会导致哪些结果，哪种价值可以用作判断各种备选方案优劣顺序的标准”，发达国家决策者往往会选择性地利用其掌握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数据，甚至歪曲事实，争夺全球气候治理的科学性话语权，以便确定对其有利的政策选择。以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五次评估报告作者人数为例，尽管中国作者的数量明显增加(分别为9 名、11 名、19 名、28 名和 48 名)，但依然无法避免发达国家凭借其科学评估中的话语权优势，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片面使用报告中对其有利的数据和结论，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施压。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_碳0排0放^交-易=网 ta n pa i fa ng . co m
 

气候变化相关科学研究为政治决策者提供气候变化成因、潜在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影响以及可供选择的对策等客观信息。为了在气候谈判中获得主动地位，主要国家(集团)均已建立气候变化研究体系，投入巨大资源开展与温室气体减排相关的科学研究、理论创新与技术革新，以在全球气候博弈中获得科技优势并确立科学性话语权优势。然而，由于温室气体减排之争实质是未来发展空间之争，气候变化科学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正在被政治因素不断侵蚀和异化。IPCC 建立的初衷是由各国政府的相关科研机构共同参与，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主要科学依据，但纵观其发展历程和发布的历次评估报告可以发现，西方国家为控制气候谈判进程与走向，一直意图主导评估报告的核心内容与主要结论，以体现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的政治意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缓与适应的优先顺序问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分歧问题、资金和技术的提供问题上存在激烈斗争，究其根源也是因为发达国家掌握了关键的科学数据和技术从而占据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科学性话语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