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人类如何解决降低碳排放问题

 

BG：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富裕国家可能在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负排放。

 

JP：你已经注意到了在能源业，仅有0.23%的收入用于研发投入，而在制药和IT行业这个比例分别为20%和15%。你认为能源领域在发明创新和影响力上的巨大差距，应该归咎于投资的严重不足。那么是否有办法改变现状呢？

 

BG：如果你回望历史，然后问自己“谁才是能源创新上最伟大的人？”我会认为查尔斯•阿尔杰农•帕尔森斯（Charles Algernon Parsons，汽轮机的发明者）是很了不起的；鲁道夫•地索尔（Rudolf Diesel，柴油发动机的发明者）也是很了不起的。看看他们和他们所就职的公司创造了多少效益。然而地索尔因为破产而自杀，帕尔森斯几乎一无所有。

 

正如瓦克拉夫•斯密尔（Vaclav Smil）教授所说的，在技术发明问世的头20年里，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实施的规模非常有限。当实施周期超过20年时，发明者的积极性会极大受挫。在 IT行业则不然，甚至医疗行业也不这样，虽然有时候医疗从业者觉得20年还不够。

 

JP：20多年的投资周期真的是太漫长了，那么，是不是说能源行业需要一个与其他科技领域不同的创新模式呢？

 

BG：能源领域的好多创新是与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拿原子能来说，所有的关键研究都是由政府或政府资金完成的。而化石能源领域，虽然一些地质学数据的分析有赖于数字革新的贡献，但是政府投资才得以实现高精水平钻井的能力。

 

所以基础研发投入才是大多数能源领域技术突破的动力。我们需要更多的私人风险投资家参与到其中来，扩大创新规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20个领军国家，和一群资助高风险技术的投资家（突破性能源联盟）连接起来。

 

JP：2010年，当我们聊到能源问题时，你曾提醒我，美国政府在能源研发领域的投资大概是50亿美元，这只是国防相关投资的10%。过去6年间，这个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善。如果政府真的能将其在能源研发领域的投资翻倍，你希望这些钱花在哪里？基础性的研究还是支持新技术的推广？

 

BG：我会全部花在基础性研究上。有些材料领域的问题，如果能够得以解决，受益者将远远不止能源机构，但即便只是能源创新的收益也足以回报这些投资了。

 

比如说，研究风能的人需要材料具有更大的强度和更好的磁性。再比如，如果我们能做到光合成，知道如何把光能转化为碳氢化合物，并把规模扩大一百倍，使其变得经济实惠，这可以说是非常神奇的。因为如果能通过光合成产出液体碳氢化合物，我们的很多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设备，已经在使用这样的燃料了。你只需要替换掉主要的产能部件，其他的都不需要变。

 

现在，对于研发花费多少能取得多快的突破，我并没有一个确切的预见。就好像癌症研究，除了科学上的各种可能性，也包含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并没有一个万用的等式。完全有可能，此时此刻某位在实验室工作的人，正在发明一些神奇的东西。但是由于气候变化和使用清洁能源的益处，我们不该只是坐等奇迹的发生，我们应该通过翻倍研发预算，来使成功的概率变大。

 

JP：我很惊讶你所举的例子都与化学和材料科学相关。这不是个巧合，对吗？

 

BG：不是。拿我（以及微软前CTO内森•梅尔沃德）参与的原子核裂变公司TerraPower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材料方面。我们对所产的镀钢材料进行了高能中子轰击，而最难的工程问题是证明在较长时间内我们的材料没有性能退化。但是数字化模拟材料的能力，几乎出现在了能源领域的所有技术突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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