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面临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债务危机等,导致全球气候治理、
绿色低碳转型的迟滞。如何继续正确处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未来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
◇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高水平保护直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品质。同时,高水平保护可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转化通道;通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境影响评价等,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把好关、守好底线
文丨胡军 宁晓巍
发展与保护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兼顾兼得、并行不悖的双向选择。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新征程上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分别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
其中第一个就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相对于其他四个重大关系,居统摄和引领地位,带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期性。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逻辑关系、实践要求,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
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自然禀赋、自然环境始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社会发展形成助益或制约。只要历史的车轮不停歇,处理发展和保护关系的脚步就不会停止,而且随着发展的变化,这一关系也会呈现出新的特征和新的变化。
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进步史是探索发展和保护关系的演进史。
早在原始文明、农耕文明时期,世界各国的先民就形成了依赖自然、崇拜自然、顺从自然的朴素生态伦理观。中国古人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专门设立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早在西周时期,周文王就颁布《伐崇令》,其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令。古希腊城市的规划中,城市的布局和建筑设计考虑了环境因素,以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时期,发展与保护关系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但也有毁林开荒、乱砍滥伐造成的惨痛教训。比如,生态环境衰退特别是严重的土地荒漠化导致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衰落。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也逐渐紧张。人们愈发意识到,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必须探寻发展和保护并重的道路。
从现实上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正是如何更好统筹发展和保护。
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主题,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问题,逐渐成为导致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制约条件之一,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大量消耗资源并造成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在实现自身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环境赤字。为应对本国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发达国家逐步开展污染治理,并通过产业转移将高污染、高消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造成新的发展和保护的矛盾问题。
发展中国家期望发达国家给予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支持,帮助其减少
碳排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迟迟未能兑现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支持的承诺。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不是某一个国家单打独斗可以解决的难题,已经成为需要全球共同应对的世界性难题。
长远地看,世界可持续发展之路也是处理好发展和保护关系之路。
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议程》),指出经济、社会和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它们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但从落实效果上看,《议程》中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并不理想。相关评估显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期限已经过半,169个具体目标中,只有15%的目标有望在最近十年内实现,有一半的目标偏离轨道,30%的目标根本没有任何进展甚至出现倒退。
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道阻且长、任重道远。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面临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债务危机等,导致全球气候治理、绿色低碳转型迟滞。如何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未来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
把握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只有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中,我们都要把握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
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环保欠账,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环境因素依然存在。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内在相通、有机统一。“辩证”要求全面地看待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统一”要求看到不同事物具有的内在一致性。
从内在要求上看,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检验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从实现目标上看,高水平保护注重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是为了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含金量”“含绿量”,降低“含碳量”,与高质量发展相向而行。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章节中明确,“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
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等;在“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章节中明确“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等,充分表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不是脱离彼此的独立个体,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性”和高水平保护的“经济性”,使得两者相互促进、补充。
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高水平保护直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品质。同时,高水平保护可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转化通道;通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境影响评价等,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把好关、守好底线。
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保护的坚强后盾。高质量发展为实现高水平保护提供不可或缺的财政、科技、市场等支持;有助于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有益于推动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低碳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促进高水平保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在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超过35%的同时,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3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30微克/立方米,是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89.4%,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说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可以相互促进,二者能够在良性互动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如果不能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则可能阻碍各自的进程,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
一方面,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必定因能源、资源、环境等约束条件日趋紧张而不可持续。当前,我国污染物和碳排放总量仍居高位,能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状况一时难以改变,高质量发展还需直面挑战。
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绝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保护生态环境绝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更好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的问题,如果没有高质量发展的“加持”,不能从源头上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也必定是“事倍功半”。
以高水平保护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高水平保护体现着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质量发展反映高水平保护的成效。我们要深刻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引领、优化和倒逼作用,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重要的发展理念,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指导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自觉做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努力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
注重坚持好运用好系统观念系统思维。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全局,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注重统筹兼顾、协同推进,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增强发展与保护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
大力发展绿色、创新、先进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绿色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积极发展绿色产业。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运用,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促进环保产业和环境服务业健康发展。全面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严把生态环境准入关口,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污染防治在重点区域、重要领域、关键指标上取得新突破。积极普及生态文化,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胡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宁晓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秘书处副主任)
(《瞭望》2024年第2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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