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如果将化石能源的减退理解为“减法”，那可再生能源则成为能源转型的“加法”依赖路径

中国新闻社与能源基金会5月12日联合举办2023年第一期国是论坛之“能源中国”。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顾问杜祥琬在论坛上表示，能源转型是做加法，而非做减法。要构建韧性能源体系，让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协调互补，先立后破，保证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安全。

 

所谓“立”，即立足当前，多能互补。“一是让煤电做好发电主力，利用二氧化碳捕捉和存储，进行清洁高效改造；二是对煤电进行灵活性改造，让它支持可再生能源调峰，同时在政策上支持煤炭和新能源协力转型。”杜祥琬指出。

 

他用有序转型来理解“破”，建议将化石能源“退出”改成“减退”。经济性、便利性、稳定性等优点，使得化石能源成为人类能源主角，推动人类由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推动城市化进程。但是200多年来，工业化进程带来巨大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环境问题和气候问题。尽管如此，现在和今后一段时期，化石能源仍然非常重要。

 

需要将“先立后破”与实现双碳目标结合起来，靠先立后破来保证现阶段能源安全,靠实现双碳目标保证长期能源安全。杜祥琬直言，“先立后破”方向清晰，但是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

 

如果将化石能源的减退理解为“减法”，那可再生能源则成为能源转型的“加法”依赖路径。

 

由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双碳目标的实现牵引着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增长，而中国的自然资源、技术能力和成本下降又在支撑着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增长。杜祥琬称，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历史地位，本世纪初可谓“微不足道”，现在堪称“举足轻重”，往后将是“担当大任”。

 

谈到能源资源禀赋，人们首先想到“富煤、缺油、少气”，对能源资源禀赋的认识长期以来存在局限性。目前，按照每年储采量计算，中国化石能源煤炭煤炭储采比40年，石油储采比18年，天然气储采比30年。非化石能源水、风光、地热、海洋、核能等，技术可开发资源量非常丰富。

 

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续性伴随太阳存在而自然存在，量值大小则与技术开发能力相关。杜祥琬称，目前，中国水、风、光、生物质等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2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47%；可再生能源发电量2.7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1.6%，风和光的发电量首次突破1万亿千瓦时。

 

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是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分。杜祥琬认为，稳步地由以煤为主转向可再生能源为主，是长远的能源安全之策，也是走向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中国已经开发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不到技术可开发资源量的1/10，资源基础丰厚是能源低碳转型的前提。

 

以能源负荷较重的东部沿海地区为例，长期以来形成对外来煤、外来电的依赖，“没有认识到有丰富的太阳能(7.060, -0.05, -0.70%)可再生能源资源可以开发，中东部要提高能源自给率，这是很重要的战略思想，对能源资源禀赋的认识是影响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很实际的问题。”杜祥琬表示。

 

中国东部地区电力能源来源丰富，资源充足。杜祥琬分析，首先，东部各省是节能提效先行区，核能发展优先区，海洋能发展优势区，天然气LNG进口接收区，同时叠加分布式光伏，地热、生物质能，工业余热、固废资源化利用等。其次，从能源经济型来看，通过课题研究发现，东部地区自发电成本低于“西电东送”。

 

值得关注的是，能源转型跟能源安全并行不悖。杜祥琬强调，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利用是可以自我掌控，不依赖于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有利于能源体系的独立性和安全性。

 

总体而言，要把所谓的“不可能三角”变成“可能三角”，才能实现高质量的能源系统。新型能源系统必须满足三个目标，即在能源系统安全可靠的前提下，保障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完成绿色低碳能源转型的大方向。“碳中和的提出与认知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也只是里程碑，不是终点。”杜祥琬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