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信：央行如何支持绿色低碳转型

 

第一种情形：碳价比较低。

 

碳价低需要有一个参照系，现在的碳价直观来看比发达经济体的碳价水平低很多。但如果从一个更加理论化、更加科学的角度来看，碳价的高低可以用均衡碳价来说明，碳排放的边际成本和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社会损失达到一致水平时，就相应产生一个均衡碳价，使碳排放的成本内部化，防止出现负的外部性。国际上也有很多估算，有一些估算显示中国目前碳价应达到75美元/吨或100美元/吨。

 

目前中国的碳价相对低这个事实并无太大争议。在此情形下，高碳行业的碳排放成本低，有利可图，会仍然保持较高的投资和产出。当然，因为各方都在应对气候变化，高碳行业继续迅猛发展的可能性不大。同时，绿色产业和高碳行业的转型活动因为成本较高，缺乏激励，难以大发展，会使大规模投资潜能难以释放，从而抑制自然利率的提高。

 

同时，因为高碳行业碳排放增多，气候变化继续加剧，这对经济社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会通过人口、投资、就业、生产率等渠道压低自然利率。第一，气候持续变暖，导致许多同地区的人口加大流出，影响劳动力供应，导致资本劳动比升高，降低资本边际产出，使得自然利率持续下降。第二，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会造成资产的损失和贬值，降低资本的存量和生产率的增速，从而压低自然利率。自然灾害和高温天气会影响农业工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会造成经济增长的趋势性下降，也会导致自然利率下降。第三，气候变化一般来讲对较贫穷地区和低收入人群的冲击更大，加剧不平等，降低消费，也会降低自然利率。

 

第四，气候变化增加了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意愿降低，储蓄倾向增强，也会造成自然利率下降。

 

此时，由于碳价引导资源配置作用的缺失，而且自然利率比较低，央行要支持绿色低碳的发展，就不得不采取非常规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和支持绿色低碳转型。这一操作的常规方式包括向商业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推动商业银行发放更多的绿色信贷等。但是，由于碳价低，商业银行同样缺乏必要的激励，因支持这些绿色转型项目风险较大。而且，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可能增加商业银行的资产，央行需要耗费更大的资源向商业银行提供激励。

 

第二种情形：碳价升高。

 

此时，高碳行业的生产和投资受到抑制，绿色低碳转型得到进一步发展，碳排放增加的势头得到遏制，甚至出现下降。在碳价升高的过程中，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力度还不是很大，因为绿色低碳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相关投资和产出的增长未必能弥补高碳行业的萎缩，整体经济增长会受到影响，也会压低自然利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预测，如果要到2030年实现减排25%，那么现在到2030年全球年均经济增速会放缓。IMF也提出，如果不进行转型减排，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冲击会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为推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央行同样需要采取结构性货币政策。此时，商业银行因为碳价提高，有更大的激励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但是，高碳行业萎缩造成银行存量资产的损失增加，导致银行支持绿色低碳行业的能力受到削弱，所以央行可能需要较大的力度支持绿色低碳转型，但耗费的资源可能低于碳价较低的情形。

 

第三种情形：碳价达到并维持较高水平。

 

此时，高碳行业可能会因为成本大幅升高而受到极大的抑制，出现明显萎缩，绿色低碳的领域受到高碳价的激励，投资大幅增加。这种情况下，新技术的研发应用推升劳动生产率。

 

多项研究表明，绿色低碳投资和服务可以创造大量的新增就业岗位，完全可以弥补高碳行业的就业下降，这会促进社会整体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上升，提升整体经济增长，因此 也将提升自然利率。很多实证研究表明，绿色低碳顺利转型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引用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些具体测算，在绿色低碳领域创造的各种各样就业岗位，能够弥补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行业在进行转型调整时期可能造成的就业岗位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碳价已经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央行通过货币政策手段加以引导和支持的必要性下降。在一些发达经济体，市场机制能够比较充分发挥作用，合理引导资源配置到绿色低碳领域，央行不需要用很多非常直接的支持或者干预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央行通过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转型金融基础设施，强化金融机构气候环境信息披露和绿色金融评价，完善应对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机制等措施，即可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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