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警钟逼近 需加速探索“气候适应型城市”

　　在近日举行的新时代应急管理领域改革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周学文总结今年各类灾害时指出，今年我国入汛时间早，编号洪水多，局地灾害重，高温干旱时间长。今年以来，局部洪涝灾害造成171人死亡失踪，而7月份以来长江流域发生1961年以来最强高温热浪，对生活用水、农业生产和电力供应造成了影响。接下来，我国还可能出现多个地区降水偏多、长江流域中下游伏秋连旱的情况，“防汛抗旱形势不容乐观”。

 

　　去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表示，全球变暖进一步增加了极端高温、降水、干旱和热带气旋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眼下，这种观点似乎正得到应验。

 

　　越来越多气象学家发出警告：气候还在朝着难以逆转的方向演进。《自然-气候变化》杂志上发布的一篇论文指出，即使大幅削减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也不足以让世界的天气系统恢复到以前的模式。而在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科看来，地球已经跨越气候“临界点”。在气象学中，这意味着气候系统越过了一个不可逆转的阈值。

 

　　气候变化的警钟已然敲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气候的“新常态”，拿出新的解决办法来适应变化。然而，正如IPCC报告撰写者之一、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罗勇指出的，对比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种主要策略，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意识相比，“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意识仍有不足。

 

　　与生效尚需时日的减缓措施相比，适应措施能够直接减轻目前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适应气候变化与每个人密切相关，对于即将发生的风险，主动适应已是必选项。

 

　　早在2017年，建设气候适应型城市就被我国提上日程。针对适应不足的问题，城市要拿出“一揽子”解决方案，一方面提升城市硬实力，另一方面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共识。

 

　　前者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去年郑州暴雨就曾暴露出城市在抗涝、应急等领域的诸多短板，而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于完善城市防涝排涝体系。当然，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结构性的“防御工事”，还包括非结构性的措施，比如预警系统等，以系统推动城市适应新气候环境的能力建设。

 

　　资金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障碍。此前，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对外合作交流处副处长侯芳曾对外介绍，目前气候变化适应领域的工作相对气候变化减缓而言十分薄弱，很多工作都处于起步阶段。一个原因是，与备受关注的低碳项目相比，适应气候变化的很多工程公益性质强，回报率较低，融资就比较困难。

 

　　不久前，生态环境部公布23个气候投融资试点名单，其中既有面临低碳转型压力的老工业城市，如山西太原、长治，内蒙古包头等，也有7个国家级新区，以展开差异化探索。在试点要求下，各地将有望通过创新投资模式、制度，提升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在此基础上，更需要动员广大市民参与，树立起应对变化的意识，并合理改变生活方式，以尽可能减少各类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

 

　　在减缓领域，多种有效探索正在推进。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提到几种措施：一是加强宣传教育，特别是在中小学阶段建立起节能减排的意识；二是建立奖惩制度，通过“胡萝卜加大棒”引导人们的行为；三是结合行为科学，将用能信息更细致地推送给使用者，用一目了然的方式推动其主动减排。

 

　　类似的方法也能借用到适应领域。除基础的宣传教育外，同样可以对危险行为进行更有效规范。比如，对于缺乏气象专业知识的野外活动，除了限制进出、规范行为之外，若能辅之以适当方式加强平台引导和监管措施，避免人们因追踪流量、“赶时髦”打卡而冒险，将从源头上减少悲剧的发生。

 

　　当然，通过加大数字化、智能化的投入，还能让适应和减缓相得益彰。比如，推广智能建筑、智能家居，让能源使用更加智慧化、精细化、定制化，在实现能源高效使用的同时，也能达到对极端高温等天气的适应。

 

　　无论如何，气候变化不再是预测的结果，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城市已经到了不得不动的重要关头，必须立即行动，才有可能为未来争取更多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