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实现“低碳跨越式发展”的策略

2.改进中国节能减排指标评价体系。当前中国以能源强度（单位产值能耗）和碳强度（单位产值碳排放）为节能减排绩效评价标准。地方政府采取扩大生产和投资的方式实现达标，表明上为节能减排，实际上仍然是追求GDP增长。作者认为，应该将节能减排指标和经济指标“脱钩”，经济指标和环境指标分别考察并分开评价。具体做法是用以实物量为基础的单位产品能耗或单位产品碳排放指标（例如每吨钢能耗）代替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指标，这样可以衡量真实的产业技术水平，并极大程度上避免统计上的作假和误差。
同时，除了进行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强度控制以外，也应予以一定程度上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总量控制。政府已制定了到2015年原煤消费上限39亿吨的总量控制计划，相应的碳排放总量控制计划也应予以实施。为减少“拉闸限电”等措施造成的社会经济成本，在总量控制的同时还应该辅助以能源税等经济杠杆，对达标和超出总量采取奖励补偿和赏罚措施，从而调动达标的积极性，减少减排的社会经济成本。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

运用“碳收支”指标（综合考虑碳排放源和碳吸收汇）代替当前的碳排放量来衡量区域的碳排放现状，可综合评价排放状况和减排效果。中国植树造林吸收了1980~2000年间约三分之一的碳排放量和2000~2007年间15%的排放量，使用“碳收支”作为计量标准可以鼓励进一步的植树造林、废弃物管理等增加碳吸收汇的手段。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3.平衡区域能源供求关系。中国的主要能源产地集中于山西、内蒙古等内陆地区，而沿海地区为主要的能源消费地，内蒙古等地区成为能源输出的主要基地并承担着较重的环境压力。为此，在指标分配上，相对于将当前减排指标分配到区域的模式，作者建议更多的使用行业指标，由此可分析具体行业的排放水平，结合前文中提到的实物量碳强度指标考察区域间产业的技术效率差异，并且针对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部门进行集中治理。同时，应从消费端而不是生产端去计量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将发电产生的排放计入电力消费地，从而让富裕地区承担由于自身消费而产生的减排成本。对于跨省区的大型企业应综合其跨区域的产业链排放，避免这类企业将污染较重的产业链上游生产制造业置于环境标准较低的内陆落后地区从而逃避环境保护和减排责任。同时，建立区域间排放转移的补偿机制，减少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在较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应大幅度提高环境标准并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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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展低碳市场机制。通过建立健全能源价格市场，协调能源供求关系。同时政府逐渐减少市场直接干预，而将更多力度作用于市场的监督的完善。作为市场化手段的主要形式，中国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国际碳交易体系下已开展超过2000个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累计减排6亿吨二氧化碳。在京都议定书面临到期，后续国际谈判开展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积极发展国内碳排放交易系统，目前在五省八市实行的碳交易试点可覆盖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国内首个碳排放市场已于2013年6月在深圳正式启动并在首个交易日交易了2万吨二氧化碳配额，全国范围的碳排放交易系统在2016年全面开展，有望在每年通过碳交易削减10亿吨二氧化碳。碳排放交易市场健康运转的关键在于真实可核证的碳排放配额和透明、公平的碳排放价格体系。中国政府应该加强碳排放数据的编制、核证，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规则并对碳价格进行适度干预，保证全国碳排放市场的顺利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