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快结构转型面临的国际压力

文章来源:未知碳交易网2012-07-15 11:52

从国际压力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迫使中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众所周知,世界金融危机之前,在世界供求格局和产业分工体系中。存在三种类型经济:第一,以美欧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消费型国家;第二,以中印发展中经济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第三,以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靠金融扩张来支持赤字消费,他们出口高科技产品,然后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居民储蓄率低,依靠信贷消费。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大于国内需求,生产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依赖出口。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原有供求关系被打破,去杠杆化使得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政府缩减财政支出,居民压缩消费增加储蓄,由此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下降,这给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中国配置了太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能,生产了太多发达国家现在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由此加大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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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全球市场还正在发生另外两个深度变化:一个是世界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为了重塑国家优势,纷纷实行再工业化,各国正在采取战略措施,大力支持本国发展新能源、生物、信息、航天航空等产业,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比如美国在2010年3月提出未来5年要将出口翻一番的专门战略,为此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增加高端产品出口。这对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会形成“高端挤压”效应。另一个是,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它们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目前,在美欧国家市场上,到处是“madeinchina”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正在打入这些市场。新兴发展中国家替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这种变化,对中国是一个严峻挑战,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受到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端挤出”效应。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 ta np ai fan g.com

面对美欧国家高端产业“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挤出”效应,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遇到了空前挑战。可供中国选择的有两条战略途径:一条途径是调整国内需求结构,培育有活力的国内消费市场;另一条途径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化,从外需导向转向内需导向型的产业结构。从这两条途径看,中国都面临着比较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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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需求结构看,扩大内需特别是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关键是要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培育和构建中等收入群体,以此形成“消费型社会”。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就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降低政府、企业和高收入者在国民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比重。但是,多年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成长、不利于扩大消费,而有利于储蓄和投资的变化趋势。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_碳+排.放_交^易=网 t a n pa ifa ng .c om

  第一,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国民收入在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连续下降。1995~2010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企业所占比重由9.88%上升到15.82%,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3.35%(见表3)。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这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格局有所加剧,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由61330.35亿元增加到83080.32亿元,名义增长率35.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27.1%⑩,而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名义增长率分别为21.1%、24.3%。在政府和企业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势必会将较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同时,当即期支出小于收入时,必然还会造成政府和企业储蓄快速增加。1998年来,财政和机关团体储蓄存款由3470.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1630亿元,增长了25.4倍,占全社会储蓄存款比重由3.63%上升到12.76%,企业储蓄存款由32486.6亿元增加到244496亿元,增长了6.53倍,占全社会储蓄存款比重由33.95%上升到34.04%。这期间,尽管居民储蓄存款也大幅度增加,但占全社会储蓄存款的比重却从55.8%下降到42.22%(11)。可见,社会储蓄不断增长的贡献作用最大的是政府和企业。政府和企业储蓄快速增加,进一步增加了未来的潜在投资,加剧了中长期产能过剩的矛盾。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排 放_交-易^网^t an pa i fang . c om

  第二,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不断向高收入群体倾斜,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以城镇居民收入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推算,2000年以来,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其中高收入户9年里收入增长了264.3%,中低到中高收入户增长了174.7%~209.7%,低收入户收入只增长了142.8%(12)。从2000年到2009年,20%低收入户的居民收入占调查居民户总收入的比重由11.11%下降到8.78%,40%的中低和中等收入户的收入比重由34.35%下降到31.48%,而20%高收入户居民收入比重由31.86%上升到38.4%。就是说,2009年城镇20%的高收入群体占有城镇总收入份额接近2/5(见表4,下页)。农村内部群体收入结构变动与城镇基本类似。2009年,40%的中高和高收入户收入占农村居民总收入比重高达63.02%,而60%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的居民收入比重只占36.98%(13)(见表5,下页)。收入的两极分化不利于中产阶层群体的形成,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认为,目前中国的中间阶层占人口的12.1%,按照亚行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每人每天消费2~20美元计算,扣掉底层中产阶级,中国也只有38.8%人口算中产阶级(14)。[12][13]依照国际经验,如果中产阶级人群不占大多数,经济发展就无法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因为,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他们将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而高收入群体储蓄倾向高、消费倾向低。因此,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就越有利于增加社会储蓄,而不利于消费;只有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低收入者越来越多地变为中等收入者,才能刺激消费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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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关键是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系统性问题,它从制度安排和分配渠道上阻碍了收入向居民进而向中低收入群体正常流动。一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过多地占有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千方百计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由此侵蚀了城乡居民的利益空间。二是在调节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上,中国既缺乏调节高收入者的制度安排和得力措施,导致富人少交税甚至不纳税;也缺乏“扩中、提低”长效机制和有效政策,形成中低收入者增加收入渠道窄、机会少。三是在企业与劳动者关系上,为了追求GDP和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偏袒资本,实行“亲商不亲工”,加之由于法制不健全,工会职能缺位,工人的基本权益无法得到制度保障,使工人们的工资、福利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网-tan pai fang . com

  第三,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标准过低,覆盖面过小,不利于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增加消费。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靠家庭保障,老百姓的储蓄有相当一部分是预防性储蓄,家庭储蓄率不断提高正是一种家庭预防性保障需求上升的必然结果。只有建立健全了全社会性的社会保障,老百姓有所依靠,家庭储蓄才会减少,消费才会增加。虽然,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生、老、病、残、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但当前这种保障制度还难以对中低收入阶层起到有效保障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在城乡、地区甚至群体之间制度安排不统一。越是发达地区、大城市,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越高,越是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城镇)和边缘人群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越低,而恰恰是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城镇)和农民最需要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缺失,必然会抑制这些群体居民的当期消费,迫使他们为未来储蓄。二是社会保障覆盖面过小。当前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主要制度安排,一方面是覆盖群体不一致,另一方面是覆盖范围过小(15)。三是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支持力度偏低、偏弱。在西欧、北欧国家,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财政约有30%用于社会保障事业,而中国2009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比重不足16.16%(16)。很明显,社会保障存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发挥社会保障本身的社会再分配功能和社会基本生存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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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调整三大需求结构,扩大消费需求,中国既面临着体制的系统性障碍,又面临着政策安排不到位的缺陷。只有加快对中国现行体制进行系统性改革,不断完善和落实政策,被压抑的社会消费需求才能得到释放,“消费型社会”结构才能建立。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_碳0排0放^交-易=网 ta n pa i fa ng . c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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