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水权交易制度是发挥市场作用、推进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

　　首先，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一是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低。据统计，我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114立方米（其中，中国内地人均水资源量2109 立方米），为世界平均值的28%；耕地亩均水资源占有量1500 立方米左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全国年平均缺水量500多亿立方米。二是时空分布不均。区域性缺水和城市性缺水将成为我国缺水的主要表现，北方地区国土面积、人口、耕地面积和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国的64%、46%、60%和45%，但其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19%，其中黄河、淮河、海河三个水资源一级区水资源总量合计仅占全国的7%，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450立方米。全国近660个城市中有约400个城市缺水，110个城市严重缺水。
 

　　其次，推行水权交易制度是破解经济发展的水资源约束的重要手段。一是推进水权交易制度，实行水使用权的流转，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我国水资源总量及开发利用状况时空分布不均导致的用水短缺问题。二是推进水权交易制度，可以将未利用的水权交易出去，实现水权的经济价值，从而可以激励用水主体提高用水效率，获得更多的交易空间。三是推进水权交易制度，更有效地激励用水主体寻求新的水源，缓解水资源的紧张局面。在水权交易制度下，用完指标的地区或者企业，新增水量只能通过水权流转或使用非传统水源（污水处理回用、雨水积蓄利用、海水直接利用与海水淡化利用等）来满足，现有的制度框架下非传统水源将不算在总量控制指标之内。在水权成本逐步提高的情况下，可以鼓励用水主体更多转向非传统水源的利用。总之，通过水权交易，可以在不突破用水总量约束前提下，以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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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划定的总量控制红线，为推进水权交易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确立了全国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到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为更好地实施总量控制的红线，必然将总量控制层层分解到各地，划定各地的用水总量，这就相当于界定了初始水权，为以后推行水权交易提供了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