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水权交易的背景及激励机制

　　智利自从1981年重新修订《水法》以来，已经有了20多年水权交易的经验；墨西哥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施综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法规体系改革，水权交易也随之发展起来（Rosegrantand Scheleyer，1994）。美国加州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采用了一种渐进的改革来提高水市场的灵活性。加州采用渐进的方法，主要是由于在不同的历史和经济条件下建立的水法在许多方面制约着水市场的发育。这样的改革也是对平衡农业、城市和环境用水者之间不同利益的复杂性做出的反映。智利和墨西哥的政治条件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比加州更适合进行综合的改革。在他们进行改革之前，水资源利用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农民对水权的状况并没有很强的兴趣；相反，水资源法律和管理的旧体制仅仅赋予了他们不安全的水权，并且在水资源分配和管理中很少有发言权力。后来，智利和墨西哥的农民坚决拥护和支持综合的水资源法律体系的改革和水市场的建立，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收益。综合改革也得到了农业。财政和经济计划等政府部门的支持，因为他们想解决由于以前的水资源政策带来的对经济和财政的负面影响。限制水资源政策改革的主要部分是直接控制水资源管理的政府机构。

 

　　不管水权交易的发育程度和各国的政策环境如何不同，这些国家或地区建立水权交易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各部门的用水效率，在水资源管理中保护和实现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减少巨额财政负担，强化国家的水资源政策及增强资源分配中的灵活性和反应能力（Rosegrant and Scheleyer，1994）。因而激励这些国家或地区实施水权交易的诱导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由于水资源短缺导致的水资源经济价值的迅速提升：水资源的需求、新水源的枯竭、农业、工业、生活和环境用水之间的竞争；②由于维护和运行集中管理下的水资源供给系统的成本逐渐攀升，财政负担日益加剧；③全面的经济自由化，因而维护不灵活的和低效的水资源分配系统所带来的经济成本不能适应激励机制和比较优势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