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PPP：从西方的“治理理论”到中国的“治理现代化”

    现在国家推行PPP模式，目的是什么？社会上普遍了解的主要是为了减少政府债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提高经营管理的效率和效益（这一点目前好像多数人还是没有太深的理解）。那么，为什么现阶段要推行这个PPP模式？在对于这个时代背景的理解上，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过高“倒逼”出来的，这话有道理。但是，其实这还只是个小背景，如果我们从整个国家、甚至从整个世界的发展大势上来看，就会发现其中还有更加深刻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目前阶段世界各国也包括我国的治国理政的主流思路是什么？现在西方经济学遇到了什么困境、找到了什么出路？中国提出了什么方向性的大政方针？研究一下西方新的“治理理论”和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个新背景，或许会有些启发。

 

    世界经济的发展一直都是在一个左右摇摆的试错过程中前行，在每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指导思想都是对市场机制的“肯定—否定—肯定”的反复扬弃的过程，这个实践过程也是一部发展中的经济学说史。长期以来，主导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一直是围绕着“市场—政府—市场”的作用和关系展开的，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实行市场决定论；遇到经济危机市场失灵了就拐到凯恩斯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启用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后来又遇到了政府失灵的问题再次呼吁市场化改革，里根、撒切尔们就推行“新保守主义”重新搞私有化。这么来来回回反复了近一个世纪之久，到上世纪90年代，由于新保守主义再次遇到新的市场失灵问题，人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如何不再重复这样无休止的轮回。

 

    上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新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又遇到了新矛盾和新问题，其实行充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地伤害到社会的中间阶层和劳动阶级，使社会冲突又开始出现。在这个背景下，不主要靠市场、也不主要靠政府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主张开始在西方国家出现。以英国的布莱尔、美国的克林顿、法国的若斯潘、德国的施罗德等领导人为代表，西方国家提出调整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取向，走出一条既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也不是新保守主义的中间道路，有人称之为“新左派”路线。“第三条道路”的大意是：在政治上建立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在经济上政府和企业应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治国理政的模式由政府管理型向合作自治的治理型转变。

 

    在本世纪前夜，西方国家市场化经济发展到极致而遇到了更加深刻的矛盾，但是在中国，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刚刚开始掀起市场化高潮的时期。从那时到现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变化，今天我们也开始遇到了类似于西方国家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过度市场化与市场失灵相伴而行，公平与效率之间矛盾突出，体制机制亟待改革创新等等。虽然不能说中国完全属于西方经济学定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中国仍然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可以说世界经济的大势对中国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与西方经济“第三条道路”的路线图相适应，从“十八大”开始，中国在考虑治国理政的方略时也发生了一个变化，把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变成了“治理”，并且明确提出要“现代化”。很明显，这是一个与全球大势相呼应的趋势。

 

    有学者指出，西方的“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公共事务管理的方法，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对政府、市民社会与市场的反思及政府改革的浪潮中产生的，它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和互动，寻求一种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达到“善治”的社会体制。治理理论主要关注政府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需要来界定自己的角色，进行市场化改革，并把市场制度的基本观念引进公共领域，建设开放而有效的公共领域。这种新的政治理念提出，“治理”不再是监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而是国家只負責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門的管理，而是根据市场原則的管理。实行“治理”，让政府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切实转移给市场，同时又要不断地向私人部门施加各种可行和有利的影响，为市场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和合理的环境，还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以及调节物质财富的分配等，可以最终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最优功能组合。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一个新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领导人讲话和官方的解释对此有一些原则性的概括，大量的细节和方案设计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参考目前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的一些思路和做法，我们可以进行探索和创新尝试，例如在经济层面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尝试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未来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从探索经济发展的健康模式走向国家治理的战略性创新。总的看，今天我们推广PPP模式的意义还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层面上的，希望能够为我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做一些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