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受所处发展阶段的客观限制，我国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制约。

 

首先，各级地方政府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认识有待加强。区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空间载体，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重任首先需要在区域层面进行科学分解并严格落实。长期以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习惯于GDP绩效考核与底线任务“一票否决”相结合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面对多目标协同推进的新任务易陷入“票票否决”的误区，难以真正领会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目标协同性。特别是受限于二氧化碳排放与除大气污染物之外的其他污染物（如水污染、固废污染、土壤污染等）排放之间关系尚不明晰，以及降碳与增长、扩绿与增长之间往往难以协调一致等现实状况，地方政府在短期内显得无所适从。

 

其次，区域协调发展面临多目标协同推进的新挑战。我国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分工和碳排放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就降碳而言，东部发达省份已进入碳排放总量增长的平台期，而占我国国土面积近半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碳排放总量仍处于较快增长通道。为满足较为严格的节能减排考核要求并尽早实现碳达峰，发达省份有动力将碳密集型产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转移到欠发达省份；而出于更为强烈的经济发展动机，欠发达省份也有意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从而导致发达地区“运动式减碳”与欠发达地区碳排放“冲高峰”的现象并存，显著增加了降碳—增长协同推进的难度。此外，一些地方不惜采取“以邻为壑”的发展思路，倾向于将经济活动（如基础设施投资）的正外部性尽可能留在区域内部，而将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如污染物排放等）布局到边界地区，最终引致边界毗邻地区减污—增长难以协同推进。

 

再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风险和绿色转型风险交织叠加。当前，我国正处于劳动力数量优势逐渐消失、技术密集型产业尚未充分形成的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新产业“大繁荣”和传统产业“大萧条”并存的风险不容忽视。同时，我国正处于高碳产业规模庞大、新能源等绿色产业方兴未艾的绿色转型关键期，高碳产业“资产搁浅”、高碳项目“一刀切”、新能源产业“一窝蜂”的“绿天鹅”风险不断累积，能源、工业和交通等碳达峰关键领域的绿色发展与风险防范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最后，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的需求更为紧迫。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既慢不得也急不得，既要做好打“攻坚战”的准备，也需要坚持“持久战”的思维。而打赢“持久战”更需建立长效市场机制，将政府主导的外部约束通过价格机制转化为各微观主体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以此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 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 t a npai fa 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