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价值链管理，系统推进降碳减排 中国企业需要尽快行动，不宜有拖延心态和侥幸心理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已于今年5月17日正式生效，并自2026年开始对从第三国出口至欧盟的钢铁、铝、水泥、化肥和电力征收碳排放费用。一年前的6月7日，美国版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清洁竞争法草案（CleanCompetitionAct）也已提出立法申请。

 

7月26日，德国政府通过新版《国家氢能战略》。该战略提出，到2030年德国在氢能技术的领先地位进一步提升，产品供应将覆盖从生产（如电解槽）到应用（如燃料电池）全价值链。受益于巨大的绿氢需求，蒂森克虏伯的氢能子公司Nucera上市后业绩强劲增长，2022/2023财年第三季度，Nucera的息税前利润由400万欧元增至700万欧元，销售额从去年同期的9900万欧元升至1.87亿欧元，近乎翻倍。与此同时，德国全球化工巨头巴斯夫关闭包括两家氨工厂和相关化肥厂在内的多家工厂。

 

上述种种，表明推进降碳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正在从认知进入行动，从制度层面进入市场竞争。以CBAM为例，CBAM在创新全球碳减排机制，增强欧盟国际话语权的同时，也开启了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和调整。这不仅有助于减少跨国贸易可能产生的碳泄漏、促进欧盟和全球企业减排，还能进一步保护欧洲企业竞争力，增加财政收入。中国企业需要尽快行动，不宜有拖延心态和侥幸心理。

 

共同责任、巨大市场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责任。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全球问题，《巴黎协定》的签署，意味着应对气候变化已形成全球共识，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责任。目前，全球已有140多个经济体提出了程度不等的碳中和目标，碳中和行动的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我国也已郑重承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充分展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全球责任担当。

 

我国绿色低碳经济转型市场巨大。据测算，碳中和目标下，未来30年中国有数百万亿绿色转型的投资市场，规模巨大。以电力为例，燃煤发电是我国碳排放的最大来源，占电力行业总碳排放的一半左右，在碳中和路径下，到2050年非石化能源电力将占总电量的90%以上，这意味着仅电力行业就存在很大的清洁能源需求。

 

从政策层面看，我国总体上已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如钢铁、建材等），交易品种和方式持续丰富（如衍生金融品等），配额分配管理不断完善，工作目标由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控制（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这些政策体系，既为我国企业降碳减排明确了方向和目标，也为其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构建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接下来关键要看技术创新和市场发育水平。也就是说，企业降碳减排和绿色发展问题的关键，恐怕已不在政策供给方面，而是如何更加快速地凝聚共识，更加有力地推动建立有效市场，以及企业如何尽快行动起来。

 

欧美国家的降碳减排行动在提速。三年的新冠疫情，并未放缓西方国家降碳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脚步，某些领域反而加快了步伐。前述有关美国碳税立法、欧盟CBAM、德国《国家氢能战略》，以及蒂森克虏伯和巴斯夫等企业的低碳转型举措，体现出从体制机制、标准制定、技术突破、企业变革等方面的布局和行动。再以能源密集型的欧洲化学工业为例，根据“工业能效趋势和政策”的研究，欧洲化学工业已经能够将能源消耗与生产分离开来，自1990年以来，其能源密集度降低了56%，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59%。这些数字的背后反映出全行业把握先机、引领变革的先知先觉，以及建立壁垒，提高竞争力的战略行动。

 

对标全球、认清挑战

 

比较而言，我们在降碳减排意识、标准制定、碳市场建设、脱碳技术突破、产业链联动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降碳减排共识凝聚不足。尽管降碳减排已逐步成为全球的共识，我国企业也开始展开行动，但过去几年，受各种内外部因素影响，企业发展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些企业经营变得比较困难，直接影响了企业降碳减排的决心和信心，加上脱碳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短期阵痛，客观上也影响了企业的降碳减排行动力。我国企业需要进一步提升降碳减排的主体责任、凝聚共识，并以全球视野，将降碳减排行动作为影响企业未来命运的战略性安排，加快应对步伐。

 

碳市场和碳税机制亟须完善。碳市场和碳税协同互补的碳定价机制在国际上已经逐步形成。欧盟是全球最成熟的碳交易市场，市场活跃度和有效性高，控排企业、金融机构及其他市场主体均可便捷地参与碳交易，根据《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ICAP）2023年度全球碳市场进展报告》，2022年欧盟碳市场交易规模7514.59亿欧元，占全球总量的87%。

 

我国碳市场自2014年《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到2021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虽起步良好，但仍存在瓶颈。一方面，碳市场的覆盖范围有限，交易规模较小，交易范围仍主要限于电力行业，还不足以引导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低碳转型。另一方面，相较于欧盟碳市场，我国碳价格水平仍然较低，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金融机构的参与及支持程度远远不够，碳金融及衍生品创新力度较弱，碳市场金融属性仍未明确。这就难以有效激励企业节能减排和参与碳交易活动，进而弱化了碳交易的预期减排效果。

 

相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挑战巨大。尽管碳中和目标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但也意味着艰巨的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从能源结构看，我国仍以煤炭为主，而2050年非石化能源占比需达到70%以上，这既是光伏、太阳能、风能、氢能、天然气等新能源的重大机会，也是现有煤炭、石化企业的巨大压力，转型成功与否，直接关乎企业命运。另外，实现碳中和还需全面提升工业、建筑、交通等终端用能领域的能源效率和电气化，压缩工业产品需求，投资低碳基础设施，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相关企业在能源使用、企业转型、产品升级等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碳管理理念和脱碳技术存在瓶颈。国外先进企业在碳管理上已经提出了全价值链碳管理的理念，包括源头低碳、过程减碳和末端治理。在源头低碳上利用生物质能源和循环利用技术降低碳使用，在过程中应用工艺装置优化、公用工程、数字化技术等方式减少碳排放，在末端使用碳捕获和封存技术（CCUS）中和碳排放。

 

全价值链碳管理使企业的降碳减排管理进入一个新的高度，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表现在深度脱碳的关键技术方面，如可再生能源发电，生物质能源与碳捕集、氢能、负碳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开发。

 

主动作为，尽快行动

 

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指导各地区和行业完善碳中和目标和路线图，制定各项碳中和政策和标准。积极参与国际间的合作协议，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尽量为我国低碳转型争取利益和主动权。特别是加快推动完善碳市场和碳税等机制，扩大碳交易行业范围，拓展交易主体，加快碳市场形成步伐。

 

实体企业要担负降碳减排的主体责任。碳中和目标与每个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主动求变、积极应对的企业就能抓住历史机会、实现企业的升级发展或华丽转身，否则必将在转型大潮中被无情淘汰。

 

一是以端到端全价值链管理的方式推动全产业的低碳转型。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应以链主的角色肩负起相应的责任，推动本行业降碳减排。如利用新能源从源头上降碳；加大投入，积极与高校、科研所等合作，研究脱碳技术，把相关专利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实现过程的降碳减排；加强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应用，进行末端治理。对于产业链中的中小企业，要主动融入产业链中的降碳减排，平衡短期发展和长期转型，在转型中建立起绿色竞争力。

 

二是抓住绿色低碳转型战略机遇。中国数百万亿的降碳减排市场，为每个企业提供无限机会，各类企业应加大创新投入，利用新能源、数字化等新技术，实现转型。以CCUS为例，目前全球共有196个CCUS商业设施，总捕集能力超过2.4亿吨二氢化碳/年，每年还新增数十个CCUS项目。

 

金融企业应主动支持实体企业的降碳减排。完善金融支持低碳转型的顶层设计，制定绿色金融标准清单，丰富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创新碳金融产品工具，丰富碳市场参与主体，完善碳金融基础设施，通过碳金融合理定价推动资源有效配置。开发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支持实体经济降碳减排。

 

（阎海峰系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临港-华东理工大学自贸区创新研究院院长；顾青峰系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