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碳减排标准体系建设还有哪些“堵点”?
目前,“双碳”目标涉及生态环境部、发改委、工信部等多个部门,各部门职能定位不同,标准制定的目标、依据、内容等存在较大差异。“政出多门的标准之间如果出现交叉、重复甚至概念混乱等问题,会使碳减排管理实践无所适从,进而降低碳减排效率、增加沟通成本。”张彩平表示。
同时,低碳技术要发挥作用也离不开对技术研发、应用与改进全过程的科学管理。“目前,我国正大力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技术创新、能效提升和产业链碳减排等技术标准的制定,但是,对于碳减排成本核算、效果评价等管理标准的关注却相对不足。”张彩平认为。
此外,何凌云直言,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为例,其线上与线下交易脱钩,交易透明度不足。例如,上海碳市场2015-2020年线下协议交易总量是挂牌交易量的4.5倍,2017-2019年线上挂牌交易的均价为线下协议交易均价的8—11倍。“绝大多数
CCER交易通过线下协议交易完成且交易
价格远低于线上挂牌交易
价格,线上与线下缺乏联动纠偏机制。此外,CCER线下协议交易的数量和价格等信息缺失,既不利于主管部门的监管,也不利于交易参与方预判价格、识别市场风险。”
积极探索与国际标准接轨
对于接下来的碳减排相关标准的建设之路,张彩平认为,要推动形成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有机衔接的新型标准体系。
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减排统计核算体系,是相关标准制定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相关标准制定时应该充分提高透明度和各经济主体的参与度,在吸引全社会共同积极参与的同时,简化各阶段流程,降低行政和交易成本。”何凌云建议。
沈萌则认为,标准体系框架的构建要与节能降碳的实际效果相对应,注重与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绿色金融标准化和企业发展目标的结合,使标准制定得到政策、法律、资金、资源的有力支持。“这不仅可以更有效率地推进标准制定,还可以让标准‘反哺’应用领域。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全新标准制定的契机,融入到国际标准大合作中,提升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化水平,促使我国标准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文 | 本报实习记者 林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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