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40年,减缓总量1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过去几十年里,特别是1999年以来,中国加强了生态恢复和保护的努力。尽管很多生态工程项目最初并不是为了固碳或减缓气候变化而设计的,而是侧重于减少水土流失、提高粮食产量等,但它们实际上为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比如,水稻田的给排水管理涉及甲烷排放控制,农田的氮肥管理涉及氧化亚氮排放控制……“但人们通常并不清楚,甲烷和氧化亚氮的增温潜力远大于二氧化碳。”
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吕楠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
碳中和长期目标下,在深度减排的情景中,技术的减排潜力不断收窄,减排成本不断上升,NCS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将越来越显著。”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强调。
“问题是,目前中国NCS对实现碳中和的具体贡献及其未来潜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他指出。
因此,研究团队利用文献、自然资源清查、公共数据库和政策文件数据,评估了中国16种生态系统管理方式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包括造林与再造林、天然林和人工林管理、草地恢复与放牧管理、农田氮肥管理、水稻田排水管理、湿地恢复等。
研究人员不仅对2000年至2020年生态工程和措施实施的范围、规模、速度、效率进行系统性评估,还对2020年至2030年和2020年至2060年生态系统管理各路径可实施的最大规模及其减缓潜力进行了估算。
结果显示,2000年至2020年间,中国生态系统管理实施的主要措施获得的额外气候减缓能力为每年0.6Pg(1Pg=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占同期工业CO2年排放量均值的8%。
基于生态系统管理未来情景的设定,2020年至2030年间,中国的生态系统管理将获得气候变化减缓的最大额外潜力为0.6PgCO2e。如果包括2020年以前的管理措施在2020年后继续发挥的固碳效益,总量可达1.2PgCO2e,占同期工业CO2年排放量均值的11%~12%。
“在同样的时间周期内,这一减缓总量与美国相当,且远高于加拿大。”吕楠表示,而2020年至2060年间,最大额外减缓潜力为1.0PgCO2e。如果包括2020年以前的管理措施在2020年后继续发挥的固碳效益,减缓总量可达1.6PgCO2e。
此外,研究人员还估计了不同成本阈值内可以实现的最大缓解潜力的比例。吕楠提到,根据边际减排成本曲线,26%~31%、62%~65%和90%~91%的未来总潜力可分别在每吨CO2e 10美元、50美元和100美元的成本线以内实现,“这将为管理部门在预算层面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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