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减污降碳路径及成效

　　【摘要】

 

　　后疫情时期中国面临经济复苏、空气质量达标、“双碳”目标实现等多重压力，在此背景下，研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厘清实现路径对中国在后疫情时期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动态演变过程以及实现路径。结果显示：①中国的减污和降碳政策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其中，降碳政策对减污和降碳几乎具有相同的效力，而减污政策则主要以减污为主、降碳为辅，但其对空气污染物（即SO2和烟尘粉尘）和CO2排放的抑制作用大于降碳政策。此外，该研究分别从内生性问题、减污降碳政策指标设计稳健性、估计方法稳健性三个视角证实了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②减污和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具有明显的动态变化趋势；降碳政策自政策实施起便具有显著的减污协同效应，且政策实施时间越长，对减污的协同作用越强；而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则是自2011年出台节能减排综合性方案以后才逐渐显著，随后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因此，长期而言以碳排放交易市场为主的降碳政策的减污协同效应显著优于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故在进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战略布局中应以构建碳市场为主。③减污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均主要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而降碳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则主要通过前两条路径来实现。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路径探究；动态分析

 

 

 

　　【摘编】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落实《巴黎协定》温控目标，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郑重地做出了“双碳”目标承诺，努力争取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长期矛盾尚未根本缓解，叠加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这意味着中国在此阶段将面临经济复苏、空气质量达标、“双碳”目标实现等多重压力，且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或将进一步增大空气质量达标以及“双碳”目标实现的难度。Zheng等［1］发现，受疫情期间管控措施的影响，2020年1—3月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显著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但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2020年4月后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迅速回升，2020年底基本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陈菡等［2］发现，后疫情时期为了尽快实现地方经济的复苏，2020年上半年中国计划新增煤电项目量超过2019年全年新增总和，这将会使得CO2排放量增加1.6亿t。在此背景下，积极推动中国经济的绿色增长是十分迫切且必要的，这不仅事关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而且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基石，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正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CO2和空气污染物均主要来源于人类生产生活中化石燃料的燃烧，这使得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现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且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有助于避免环境政策制定中的不一致性，进而大大提升政策实施的单位成本有效性［2-7］。“十四五”时期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将进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新阶段，因此深入研究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性、把握其动态演变过程、探明协同增效的作用路径不仅对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期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为中国履行大国责任、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决策支持。

 

　　根据中国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定义，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一方面是指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中减少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即降碳政策的减污效应），另一方面是指在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生态建设中减少或吸收CO2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即减污政策的降碳效应）［8］。

 

　　关于降碳政策的减污效应，Burtraw等［9］研究发现，美国电力部门采取的减少CO2排放政策也显著地减少了传统的空气污染物。Cao等［10］模拟发现，适度的碳税通过促进能源节约，不仅将大幅减少CO2排放，还将减少当地的空气污染，且其对空气污染的抑制作用将超过“十一五”时期减污政策的抑制作用。Yang等［11］模拟发现，中国2030年碳达峰目标的设定将使得2030年中国SO2、氮氧化物和PM2.5的排放量较2010年分别减少78.85%、77.56%和83.32%，即当CO2排放量达峰时也可以实现空气质量的达标。Wang等［12］研究发现，工业每减少排放1000t CO2，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将减少1t，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是协同增效的主要扩张路径，但这种协同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西部地区工业碳减排与工业大气污染减排协同效应较高，而东部地区的协同效应则较低。赵立祥等［13］、李胜兰等［14］和Yan等［15］均研究发现，2013年启动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污染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具体来看，实行碳排放交易权省市的工业污染物和CO2排放总量和人均量均显著低于没有实行碳排放交易权的省市，且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和促进技术创新两种方式来降低试点地区污染物的排放量。

 

　　关于减污政策的降碳效应，Morgenstern等［16］研究发现，山西太原地区逐步淘汰小锅炉的政策大约使得碳排放减少了50%—95%。Chae［17］研究发现，改用低硫燃料可以以最低成本实现改善空气质量和减少CO2排放的目标。张华［18］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提升CO2排放绩效的能力有效，具体来看，CO2排放绩效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而先上升后下降，而中国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位于拐点左侧。Gu等［19］研究了中国“十一五”时期减污政策的降碳效应，研究发现燃煤电厂脱硫工程在减污中起着关键作用，结构性减污相对容易实现主要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效应，而管制减污并不容易达到协同效应。Du等［20］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减排，这种协同减排效应会受到企业能源结构和消费的影响。郑石明等［21］研究发现，气候政策协同可以降低碳排放，且中央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较省级政府协同程度高。

 

　　现有文献已经分别对降碳政策的减污效应和减污政策的降碳效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根据中国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定义，完整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包含降碳政策的减污效应和减污政策的降碳效应两部分，目前大多数文献仅从单边视角出发研究了减污政策的降碳效应或者降碳政策的减污效应，而缺乏从双边视角出发全面探究中国减污与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其次，中国的减污和降碳政策在不断地完善、更新和调整，因此不同时期的协同效应可能不同，现有文献大多从静态视角研究协同效应，而缺乏从动态视角来考察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演变过程。第三，现有文献大多仅从定性分析视角讨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路径，而缺乏从定量分析视角探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现路径。基于此，该研究从双边视角出发考察了中国减污和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并从动态视角分析了协同效应的演变过程，此外，该研究根据现有文献梳理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的三条路径，并对这三条路径进行了逐一检验。该研究可为制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环境政策，推动后疫情时期实现经济复苏和“双碳”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利用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减污政策的降碳效应和降碳政策的减污效应双边视角研究了中国减污和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并从动态视角考察了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演变过程，同时，该研究基于现有文献梳理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的三条路径，并对这三条路径进行了逐一检验。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的减污和降碳政策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即一种政策同时对标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综合治理。其中，以碳市场试点为主的降碳政策对减污和降碳具有几乎相同的双赢效力，而减污政策的效力则仍然以减污为主、降碳为辅。由于中国的减污政策实施的时间较长、经验较丰富，因此其对空气污染物和CO2的抑制作用更大。该研究分别从内生性问题、减污降碳政策指标设计稳健性、估计方法稳健性三个视角证实了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第二，中国减污和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具有明显的动态变化趋势。其中，降碳政策自政策实施起便具有显著的减污协同效应，且政策实施时间越长，对减污的协同作用越强；而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则是自“十二五”期间出台节能减排综合性方案以后才开始显著的，随后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动态分析的结果也反映出，长期而言以碳市场为主的降碳政策的减污协同效应显著优于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因此，在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战略布局中应以构建碳市场为主，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开放将在全国范围内降低CO2排放和空气污染物排放，助力“双碳”目标和空气质量达标的实现。

 

　　第三，减污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均主要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倒逼技术进步来实现；而降碳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则主要通过前两条路径来实现。此外，降碳政策对能源结构的优化作用、能源强度的降低作用以及倒逼技术进步作用均大于减污政策，这也是在基准模型中减污政策的降碳和减污效应均显著高于降碳政策的深层次原因。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该研究提出在“双碳”目标下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建议如下：①减污和降碳政策均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在减污和降碳过程中表现出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应该尽快建立和完善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的治理体系。具体来说，在不断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执法规范和细则的同时，加速融合气候治理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法规体系；清除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不相适应的政策；设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专门的智库与宣传教育人员，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及时有效的决策支持，以及服务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相关政策和意识的宣传与推广。此外，该研究显示当前减污政策则主要以减污为主、降碳为辅，因此国家在制定减污政策的过程中要兼顾政策的减排协同效应，以便提升政策的成本有效性。②减污和降碳政策均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单位GDP能耗来实现了政策的有效性与协同性，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继续实施与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降低单位GDP能耗相关的政策来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例如继续淘汰耗能高、排放高的老旧锅炉、交通工具等，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③继续大力发展和支持低碳和环保相关行业或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突破。能源和环境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突破仍然是实现“双碳”目标与空气质量达标的根本途径，因此一方面国家需要加大对相关专业或领域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对相关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补贴，如下调缴税比例、放宽银行信贷约束等。此外，需要进一步加快高校的相关成果转化，积极促进高校与企业互联互通。④动态分析结果证实了中国开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合理性与前瞻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工具，不仅显著地降低了碳排放，其也显著地减少了空气污染物的排放，且其减污协同效应随时间不断扩大，因此未来国家应该重点规范和实时监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以便更好地发挥碳市场实现“双碳”目标与促进减污协同增效的双重功能。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_碳0排0放^交-易=网 ta n pa i fa ng . co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