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组合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碳排放控制效果

　　虽然我国已具备 2060年实现碳中和愿景的一定基础，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国脱碳之路对行业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的调整以及社会大众生活方式的改变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这就需要政府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王广宇：碳中和目标不仅关系到发展模式的转变，更紧密关联到国家战略和政策选择。为推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完善，强化市场机制作用，实现碳中和的政策选择，必须是各种作为的有效组合。

 

　　首先，应调整导向，完善法制。在依法治国前提下，节能减排和环境问题最大的症结在于收益内部化、成本外部化，为此，政府应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收益与成本同向并且均衡。加速将碳市场各方面内容法制化，在相关法律的框架下对市场交易活动进行合规监管，依照法定程序对政策目标和实施标准适时微调，以适应环境变化。

 

　　其次，应完善市场机制，消除非市场壁垒。建立完善碳交易市场，在确立的框架下对碳排放交易不断规范，包括交易主体、交易场所、交易产品的资格审核（备案），建立稳定碳价的平准机制（包括配额的储备、拍卖和回购政策，以及碳排放配额的抵消机制等安排）。进一步清晰确定排放总量等目标和分配标准，如管制对象的范围、配额分配方法，建立可测量、可报告与可核证的统计、监测与考核体系（MRV）。

 

　　再次，应依法监管，包容创新。碳市场主体多元化，交易环节多，碳产品多样且技术性强，依法监管，有利于衡量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绩效，保证碳排放权总量的限额不被突破，杜绝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操纵和垄断现象。在严格监管的同时，对创新的业态和行为应当适度包容。应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和多样化的市场形态，允许碳排放交易等环境权益市场开展适度的金融创新，完善市场生态。

 

　　另外，应完善配套支持，优化营商环境。推出节能减排相关政策时，应统筹考虑更高层面的协同。财税补贴等行政手段也是推动碳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的一种外在激励。英国的经验显示，碳税（气候变化税）和碳交易其实也是可以互补的，前者所形成的约束力量，可以成为推动后者建立外在的激励手段。积极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措施，严禁和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并通过税收减免、贷款担保及其他绿色政策工具，打造具有成本竞争力的低碳技术推向市场的良好环境。

 

　　最后，应主动参与碳边境调整和国际合作。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碳边境调整将对中国带来巨大挑战，如何应对的问题不可回避。要坚持本国发展和利益诉求，也要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增加合作而非对立。发达国家对于碳边境调整措施的提起，与碳边境调整和碳关税所有的功能是分不开的。大多观点认为，碳边境调整措施具有防止国内产业竞争力因碳减排而降低，以及防止碳泄漏的功能——这将严重影响碳减排措施的实际效果，也将导致相关经济损失。在多边环境体制下，主要经济体采用边境调整措施，将激励其他国家未来参与气候协议，“搭便车”现象也有机会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