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减少我们的碳排放

中国在去年9月做出了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一个月之后日本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这些承诺的提出，正值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因此很容易被解读成当下全球地缘政治领导权争夺战的一部分。但是，应对气候变化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在这方面，各国竞相提升目标和强化相关政策，会让所有人受益。

 

为减小承诺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我们有必要锁定最近的这些承诺，为其他国家提供激励，促使它们提升气候目标。虽然在新冠疫情的封锁措施下，今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所下降，但疫情前的那种大规模排放很可能在2021年卷土重来。

 

我们如何才能及时、有效、公平地真正开始减少排放呢？未来十年当中，美国人需要将他们的人均碳消耗从比目前中国的水平高约200%，减少到高约80%（从每人每年约18吨碳减少到10吨）。同样的，德国需要将它的人均碳消耗从比目前中国的水平高约80%，减少到低于中国水平（从每人每年约10吨减少到6吨）。而中国人则需要在下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停止人均排放量的增加，并向碳中和迈进。

 

对于那些听惯中国是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人来说，这些建议也许令人惊讶。在温室气体的年度贡献量方面，中国确实是世界第一，其次是美国。然而就个人的年度贡献量来说，一个普通德国人一生的碳强度比中国高80%，美国的人均碳足迹则比中国高200%。

 

下面的图表展示了这些差异，它跟踪的是1995-2015年美国、德国和中国的人均消费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数据的得出是根据国家间投入产出表上的信息，加上按行业、国家、年份划分的产出碳强度。）

 

同样重要的是应当记住，气候变化是由温室气体的总存量导致的，而不仅仅是特定年份的排放量。由于温室气体的消散缓慢，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1900年以来——累积的排放量比2018-2020年的排放量所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从这个累积的角度看，美国和欧洲要为大气中的绝大部分温室气体负责，与之相比其他国家的排放量加在一起都是小巫见大巫。

 

可是，并不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公民都意识到了这种责任，其原因至少有三。第一，我们常听政客和媒体称中国是“最大排放国”，虽然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其次，欧洲和美国在控制更可见的颗粒物污染方面比中国（以及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做得要好的多，但这与控制让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是一回事。

 

最后，富裕国家进口的商品通常比它们出口的商品碳强度更高，这意味着其居民维持的高碳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靠把他们的部分排放转移给了其他国家。贸易账户平衡的富国是这样，拥有巨额商品贸易逆差的国家更是这样。比如，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碳强度就远远高过其国内碳排放量所代表的水平。

 

为了弥补当前《巴黎气候协定》下承诺的不足，挽回被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浪费的时间，我们既需要新的承诺，也需要新的“大棒加胡萝卜”。首先，所有富裕国家都应当争取最迟2050年，不仅在生产端，而且在消费端实现碳中和。能提早达到这一目标的国家当然应该去提早实现。

 

此外，目前中等收入的所有国家都应力争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由于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碳强度通常高于进口商品，因此实现生产一端的净零排放承诺要比消费一端更难。国际社会需要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条件是它们要努力到2075年接近于实现碳中和。

 

较之仅仅依靠国家承诺和自愿遵守，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为欧洲、北美、中国、日本及其他志同道合国家设立统一的碳密集型进口商品关税和国内二氧化碳排放税，将大幅提高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成本。碳关税和碳税的收入不仅能支持可再生能源，也可用于支持创新，以降低碳捕获与封存的成本。

 

碳关税将削弱中国碳密集型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增加中国违背其近期气候承诺的成本。它也将令中国更愿意履行承诺，因为这会减少向其他环境标准较低出口国的生意流失。当然，任何没有美国和中国参与的国际碳关税制度，都无法覆盖足够的全球进口和消费并取得效果。

 

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的获胜，加上中国新的气候承诺，意味着解决碳排放问题有了新的机遇，我们应当在这个机遇消失之前抓住它。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How to Make Climate Pledges Stick”（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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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尚进（Shangjin Wei），前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及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