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始终是气候变化国际进程的焦点。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于201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虽然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没有被规定具体的减限排义务，但是，多年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过程中，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想压我国正式承担量化的温室气体减限排义务，美国拒批《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就是《议定书》未给中、印等发展中大国规定减限排义务，这将影响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在发达国家的极力推动下，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制定的“巴厘路线图”，已经将发展中国家承担具体减限排义务正式纳入后京都进程，中国将处于风口浪尖。
巴厘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支持下，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采取减缓行动，这种行动应该是以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方式开展”。巴厘行动计划虽然规定了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进行减排，但尚未明确减排具体目标和形式，未明确谁、用什么样的程序对发展中国家是否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采取减排行动的问题做出评判等。因此，在后京都新进程中，中国应该承担多大的义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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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以及面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压力，中国惯用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中国的历史累计排放量少，从1950年到2002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累计排放量的9.33%，发达国家应该为其到现在为止占有世界温室气体绝大部分的排放量而负责；二是，中国人均排放水平低，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2004年中国人均二氧化
碳排放量为3.65 t，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7%，为OECD国家的33%，1950年到2002年的50年间，中国人均二氧化
碳排放量只占到世界平均水平的第92位。过去的这些论据在新的形势下，缺乏新意，难以立足。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目前已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以后还会继续提高，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的谈判优势在逐渐丧失。要想在国际环境外交及未来气候谈判中不被动并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空间，亟须寻求新的科学论据，合理界定我国的责任，履行适当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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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许多研究表明：贸易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急剧增长的一大部分是为了满足许多发达国家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而排放的，即通过大量出口廉价产品而排放的，为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新问题—-到底谁应该为中国的碳排放负责？
二、贸易顺差是中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原因
（一）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贸易
对外贸易已成为拉动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贸易以平均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2004年，中国出口对其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4%，而同年，巴西、印度和英国出口对其经济的贡献率分别只有18%、19%、25%。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到将近二分之一。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中国的出口在2004到2005年间增长了28%，而同期进口的增长低于18%。中国的贸易顺差在2005年高达1020亿美元，比2004年增加700亿美元，相当于增加了2倍。200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更是攀升至1770亿美元，当年出口增长的幅度为27%。2007年上半年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估计2007年的数据只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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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拉动，一些刺激经济发展的高耗能和高碳强度而低附加值的产品和行业出口也在增加。例如，中国的水泥生产在2004到2005年间增加了10%，同期，水泥出口量从7Mt增长到21Mt，增长了2倍多，轧钢出口增加了44%。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高耗能行业的大量生产和出口，不仅有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拉动，也有发达国家的投资和需求，例如，德国鲁尔区的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就与我国河北邯钢签订了合同，德公司将其鼓风炉等设备转让邯钢，然后德国再从中国进口钢材。
（二）中国的贸易与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的贸易出口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有直接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相当一部分是发达国家消费需求拉动所致。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出口高碳强度和高能耗加工产品，承担了生产和加工这些产品的全部排放成本，包括能源燃料排放成本、加工过程排放成本以及交通运输排放成本。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印证了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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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Tyndall中心气候变化研究部门从“碳出口”的角度研究中国贸易出口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后发现：2004年，中国由于进口货物和服务可以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大约是0.381Gt；从中国出口的货物产生大约0.149Gt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就是说，大约1.11Gt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中国的净出口导致的，占中国当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3%（当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是4.73Gt）；相当于同年日本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是德国、澳大利亚的排放总量之和，是英国全国排放量的2倍多。中国的贸易顺差之所以导致大量的碳排放是因为其出口产品基本属高能耗、高污染、高碳的资源型产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只是考虑了直接排放，而忽略了生产过程中其他的一些有可能造成显著排放的投入，还有就是出口贡献最大的贸易项目的碳排放强度要稍微低于平均碳排放强度，因此，这一数字还有待用更全面的投入－产出模型进一步核实，但应该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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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2007年10月5日的一篇报道指出“西方消费需求加剧中国碳排放”。它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英国对中国商品越来越多的依赖加剧了中国及全球碳排放的增加，原因是中国工厂生产每件商品产生的二氧化碳多于英国工厂，据估计，中国工厂生产同一件产品产生的二氧化碳比欧洲工厂多l/3，而且在运输这些产品的过程中产生了更多的二氧化碳。
WWF全球政策顾问Dennis Pamlin认为“中国进口的大部分自然资源是以增值产品的形式再次出口，由于中国和印度公司为瑞典人生产消费品，瑞典已经将自己的碳排放减少了10%”。WWF在2007年4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还指出：“全球消费者，特别是发达国家消费者，对中国在海外日渐增长的生态影响负有责任，中国不是其生态足印唯一的责任方”。
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有1/3的碳排放量来自为外国消费者生产产品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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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资料显示，美国进口产品中所谓的碳内含排放量在1997至2004年间差不多翻了一番。2004年，美国进口产品所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18亿t，相当于该国2004年碳排放量的30%，这些产品中有许多来自中国。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如果在美国本土生产，那么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3%～6%。中国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的7%～14%是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产品而产生的。
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竹村真一在《呼声月刊》撰文指出“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国”“产生这些污染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独自承担了世界范围内相当比例的制造业生产”、“单纯地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关于中国的碳排放和贸易及投资的关系，他认为，要考虑“碳连锁”的问题。以钢铁产品为例，日本企业为躲避国内的
碳税，到中国等没有碳排放限制的国家投资或生产，又从这些国家进口粗钢回日本精炼，生产粗钢的所有过程排放都被转移到了中国。最终的结果是虽然日本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但对中国及整个地球来说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是在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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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组织（Green Peace）对过去10年中国的木材消费进行了调查，指出“过去10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林产品进口国和消耗国，刺激了更多非法采伐和森林破坏的发生。但与此同时，林产品出口量呈现了比国内消耗量更迅速的增长，使中国成为胶合板、家具和纸张生产的世界工厂。发达国家对中国廉价产品的需求带动了中国的林产品生产，驱使中国进口更多的木材。如果说中国对木材的需求加深了全球的森林危机，欧美日等国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易碳家期刊了解到，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从“内涵能源”的角度揭示了中国贸易出口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无论从绝对值还是从增长速度看，外贸进出口背后的内涵能源都是相当大的。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内涵能源的净出口国。据测算，从2001年到2006年，中国净出口内涵能源从217Mt Coe（标煤）标煤增长到668Mt Coe，呈相对稳定的快速增长趋势。其中，2002年中国内涵能源净出口总量大约是205Mt Coe，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的16.5%。同年，中国出口的内涵能源对应的是238Mt碳，进口的内涵能源对应的是70Mt碳，相当于在国内净排放168Mt碳；2004年，中国出口的内涵能源对应的是462Mt碳，进口的内涵能源对应的是140Mt碳，相当于在国内净排放322Mt碳。内涵能源出口主要流向美国和日本，净出口都在0.7Mt标煤以上，二者相加约占净出口内涵能源总量的60%。从部门分析来看，一些传统的出口优势部门由于出口总量较大因而位居内涵能源出口的前列。在出口贸易总额中占前三位的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也是出口内涵能源最多的部门。以2002年为例，三行业分别占内涵能源出口量的13.4%、12.3%和12.5%。此外，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尽管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不高，分别为3.5%和1%，但其出口商品是典型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在内涵能源出口中的比例分别为7.1%和2.3%，大大高于其贸易额的比例，如果扣除进口中间产品的影响，比例进一步提高，分别为8.0%和2.8%，这说明加工出口能源密集型产品主要消耗国内的原材料，对国内能源和环境影响较大。能源消耗的同时会造成大量的污染物和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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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根据公式“碳排放增长=能源使用量及人口等的增长+能源效率+贸易”分析和计算后发现，中国约1/4的碳排放来源于贸易顺差。
总而言之，上述研究不管是从“内含能源”的角度，还是从“出口碳”、“出口排放”、“碳连锁”等其他角度，都揭示出如下事实：第一，贸易会导致“碳泄漏”。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能耗及资源型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从这些国家进口低附加值产品或半成品，这样虽然可以减少发达国家自己的排放量，实现他们单个的排放目标，但发展中国家及全球的碳排放总量却增加了。第二，中国由于贸易顺差所导致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是显著的，绝对不能忽视。随着大量“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国也直接或间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资源，这些产品的生产和加工使中国碳排放大幅增长，占有很大份额，必须引起注意。第三，西方消费需求加剧了中国碳排放增长。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快速增长，不仅是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膨胀的结果，更是国外市场的消费需求拉动所引起的货物出口迅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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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谁该为中国的碳排放增长负责任？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是，中国的碳排放增长不仅要考虑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因素，更要考虑现代贸易和投资引发的转移性因素；二是，“碳出口”逐渐增加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国气候变化政府谈判人员的高度重视，国际全球贸易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碳足印也是世界性的，仅仅关注国界内的排放问题可能会丢失很多利益；三是，中国出口产品消费者对中国的碳排放增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此，未来，中国需要：
第一、在后京都进程谈判中，重新界定温室气体排放的现代责任，减少我减排义务和压力。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历史时期，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一阶段资源需求总量和消耗强度在较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属于“生存和发展排放”。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碳排放植根于经由贸易在全球流通的商品之中。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生产的日用品和工业制成品需求是刚性的。只要这部分需求依然存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碳排放就属于“必须排放”。而且这些增加的排放是发达国家造成的，应该由这些出口产品的消费者负责。换句话说，中国的这部分碳排放“消费量”应由中国产品贸易国负责和埋单。这一点应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后京都谈判中与发达国家进行谈判的重要砝码之一。要继续进行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以为谈判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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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开展“环境、贸易和气候变化的关系研究”和“
节能减排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协同效应研究”，完善
节能减排方案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贸易顺差不仅导致了“碳”大量出口，同时也出口了环境资源；中国的国内节能减排工作已经为温室气体排放作出了巨大贡献。据国家发改委数据，为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截至2007年12月27日，中国已关停小火电机组总14.38GW，这些机组关停后，每年将减少原煤消耗1880万t，减少二氧化硫排放0.29Mt，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7.6Mt。因此，中国要深入开展这两方面的研究，要将中国自己的节能减排等内在需求，转化为需担当的国际责任，把气候政策与国家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在发展中寻求减排，减少我温室气体减排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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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建议以环保手段“绿化”贸易增长，使用出口环境税、产品和行业准出制度、绿色投资等手段，构建绿色贸易体系，限制高耗能、高排放产品和行业的出口，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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