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英国脱欧之危为中国入欧之机

梁国勇：对中国来说，英国脱欧危局中蕴含著中国“入欧”机遇，中国理应以更积极的作为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ｐāīｆāńɡ.ｃ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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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脱欧公投已过去数周，盘点一下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将有助于认识“新均衡”在哪里。纵观欧美主要股市，恐慌性下跌很快得到抑制，市场迅速反弹。到7月中，道琼斯、FTSE 100等指数已超过公投前水平，DAX、CAC 40等也已非常接近。然而，英镑仍跌跌不休，兑美元汇率最终在达到30年新低之后在 1.3附近获得支撑。 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 a i fang . com

脱欧的短期冲击波已渐趋平缓，但其中长期影响仍有待释放。选择脱欧的英国将不得不面国际经济制度从欧盟架构内到架构外的转换。出於内部政治考量，欧盟在具体谈判中将不会让英国人占到什么便宜。因此，与欧盟间的“新关系”能否支撑英国经济特别是金融业的竞争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银行股的一蹶不振即反映了这种担忧。另外，与第三方以及WTO等的关系重构也非易事。当然，英国可以沿著脱离欧盟、拥抱世界的方向朝前走，但从大不列颠滑向“小英格兰”的危险也是存在的。

危机总与机遇相伴——这并不仅仅是对那些做空英镑的投机者而言。对中国来说，英国脱欧危局中其实也蕴含著“入欧”之机遇。

首先是对英投资。脱欧公投后不久，华为即宣佈其13亿英镑的投资计划不变。该计划于四年前啟动，涉及移动宽带项目和华为在英研发中心的扩建。去年10月，中广核宣布将在欣克利角C核电项目中投资60亿英镑。此投资承诺应不会动摇，但现在不确定性则可能来自法方合作伙伴EDF。日前，万达旗下AMC完成了对英国院线Odeon的收购；投资未受脱欧影响，反而因汇率变动节省了开支。从另一方面看，英镑大幅贬值也对国际投资者的商业利益带来了冲击，并彰显了汇率风险对冲的重要性。例如，长江和记实业在英资產高达数百亿英镑，其以港元计的资產账面价值和营业收入难免受到影响。 本`文@内-容-来-自；中_国_碳排0放_交-易=网 t an pa ifa ng . c om

脱欧将压低英国经济的增长率和竞争力，也会影响其营商环境的稳定性和吸引力。另外，英国作为对欧投资跳板的作用将削弱。实际上，第三国对英投资很多是针对欧盟整体市场的，约一半的非欧盟跨国公司选择将其欧洲总部设在英国。因此在脱欧谈判中，市场准入将是一个重要问题。对中国企业来说，脱欧可能意味着新的收购机遇，而商业可行性、预期收益率、战略协同空间将是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短期抄底的想法不可取，长期战略考量才是关键。万达於2012年完成对美国院线AMC的收购，其后又以之为触角加速延伸，背后是打造世界最大影院运营商和娱乐巨头的雄心——而这仅仅是万达雄心勃勃的全球“狩猎”活动的一部分。

其次是贸易协定谈判。正式退出欧盟之后英国才可能独立地与第三方签订贸易协定，但具体谈判应可在此之前进行。这方面，英国首先面临选择模式和决定次序的问题，公投后首先向中国、美国和印度派出高级别贸易代表团的决定可能反映了后一方面的想法。2015年3月，英国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时任财政大臣奥斯本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欧盟内部，英国也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持对中国有利的立场。在贸易协定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经济议程方面，唐宁街10号的新主人及其内阁的立场值得关註。但无论如何，中英自贸谈判的启动可期，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也将继续顺利推进。中方不妨以此为契机加大经济外交力度，争取中欧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的早日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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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金融领域。作为金融中心，伦敦在外汇市场方面可能面临欧元交易被削弱的问题。从长远看，伦敦的人民币离岸交易有望加强。无论从人民币存款规模还是交易量来看，香港仍占支配地位，但伦敦在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创新方面则具有优势。2014年10月，英国政府成功发行30亿元人民币国债；201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5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2016年5月，财政部成功发行30亿元人民币国债——伦敦金融城的这些开创性举措无疑将加强其作为欧洲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另外，和前述投资问题相关，中国金融机构可以利用新的收购机会，继续以伦敦为跳板加大国际化力度。在依托高速成长的国内市场做大后，它们急需通过积极的海外投资和运营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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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盟的特殊成员，英国未加入申根协定，保留着英镑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近年来也在财政一体化和银行业规制等方面勉力维持独立性。它完全可以选择继续左右逢源以趋利避害。然而，最终却出现了公投脱欧的结果，除了欧债危机、难民问题、恐怖袭击等外部环境因素外，严重的误判、轻率的决策和失控的政治过程可以说是主要原因。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 ta np ai fan g.com

英国脱欧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倒退，具有很强的孤立主义色彩和逆全球化意味。这并非孤立的“黑天鹅”事件，而是反映了发达国家民眾对於全球化的普遍情绪。对中国而言，面对全球退潮的逆流，理应以更积极的作為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展现双赢结果，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com

作者：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 梁国勇；注：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