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需要承认的现实是,中国的废品回收离不开每一个勤俭的家庭。人们收集废纸、易拉罐、可乐瓶,定期卖给遍布大街小巷的废品回收人员,也许就能换得一天的买菜钱。
在上海住了多年的明特直言:“美国的废品回收率远低于中国,因为金钱的驱动性更强。没有哪一种文化能像‘穷人的文化’那样,如此鼓励提高回收再利用率。所以孟买贫民窟的废品再利用率远高于旧金山郊区。”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说,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不再稀罕卖废品那点钱,中国的废品回收率就开始下降;但同时,中国自身产生的废品正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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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特发现的另一个隐忧是,当人们有了循环再利用的意识——比如设置了废纸回收桶,他们反而用掉了更多的纸,这在实验中也得到了证实。反正能回收,人们就没有了浪费的心理负担。甚至有人说:“循环再用更像是一张‘免费出狱卡’,它告诉消费者,只要循环再用旧物,就可以去消耗新产品。” 禸*嫆唻@洎:狆國湠棑倣茭昜蛧 τāńpāīfāńɡ.cōm
这些问题,明特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法。“这个行业问题多多,可如果没有废品站,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更肮脏、更无趣的地方。”他说。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_碳+排.放_交^易=网 t a n pa ifa ng .c om
在中国12年,明特总结了废品回收业在中国的巨变:“一是工人工资增长迅速。2002年,上海一家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一个月只能挣600元,现在可以挣到4000元,而2014年刚毕业的中国大学生平均月收入为3487元。二是有了更多机械和设备,自动化程度提高,工作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三是中国政府开始支持这项行业,在沙漠和荒漠地区建立废品回收的产业园区,并支持废品回收新技术的研发。这可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对回收行业的政府支持。” 本`文@内/容/来/自:中-国^碳-排-放^*交*易^网-tan pai fang. com
明特在《废物星球》的序言中深情地写道:“我的曾祖父从俄国移民到美国,几乎身无分文,从合肥到上海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同样拮据。曾祖父也不会说当地的方言,也不能接受教育,所以他做了他唯一能做的工作:从街道上捡垃圾,然后卖给别人循环再用。70年后,先辈的辛勤工作,让我可以去读在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在一家美国最好的新闻机构里找到了工作。我在上海街头曾碰到一个外来务工人员推着一辆手推车,上面装满了旧纸箱。在我看来,他是我在废品回收业中的手足。有一天,他的儿子或孙子很可能会成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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