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前沿观察丨张博辉：公司碳风险的代价

深圳发布《创建粤港澳大湾区碳足迹标识认证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工作方案（2023-2025）》，明确提出，2025年实现碳足迹数据产业化应用，引领和推动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国际贸易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世界银行集团近期发布报告指出，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并估算中国在206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目标，仅在电力和交通行业就需要14万亿-17万亿美元的额外资金，用于绿色基础设施和科技投资。

 

深交所及其全资子公司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聚焦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发布12条指数，其中ESG策略指数3条，包括深证成指ESG增强指数、深证100ESG增强指数、创业板指ESG增强指数。

 

北京、香港——彭博和MSCI近期推出彭博MSCI中国ESG指数系列，这是彭博MSCI指数家族中第一个跟踪人民币债券和中资美元债券市场表现、同时将ESG和社会责任投资 （SRI）因素考量在内的指数系列。

 

来源：公开信息整理

 

前沿观察

 

摘 要

 

如果碳排放是整个经济活动中的重要部分，那么减排措施会对企业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与法规相关的环境风险已经开始在企业的融资成本中有所体现，并至少会带来三大重要影响。

 

张博辉·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执行院长、校长讲座教授、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与社会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深圳数据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原文于2021年2月首发于财新网，本文略有删减。

 

研究及背景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唯一的家园，在气候治理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使命和责任。放眼国际，同样是煤炭大国，澳大利亚也面临着巨大的气候风险和降碳挑战。

 

在2019-2020年澳大利亚山火事件中，共有森林1860万公顷、建筑5900栋被烧毁，导致约30亿只动物死亡，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引起了公众对碳排放的关注以及对气候变化的担忧，要求政府调整亲煤政策，采取限制煤炭工业、减少碳排量等措施降低气候风险。其实，早在2007年12月3日，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称“KPR”）批准书，承诺澳大利亚在2008-2012年将其温室气体的年平均排放量限制在1990年水平的8%，标志着澳大利亚正式步入了严格的环境法规时代。

 

然而，无论是中国还是澳大利亚，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大幅度降低煤炭消费占比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但更需要克服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各种复杂的问题和挑战。

 

同时，就碳密集型企业和行业而言，任何与碳相关的新政策都会对其造成重大影响，使他们面临着这些政策背后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带来的碳风险。此外，随着碳中和等环境政策的出台，未来整个经济社会都会朝着绿色低碳产生进行转型，投资逻辑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将直接影响高碳排企业的融资活动。

 

为了帮助高碳排放企业和行业应对碳排放政策带来的碳风险，为其融资战略的制定和经营决策提供参考，同时指导投资者合理构造投资组合，对冲风险，提高投资收益，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路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执行院长、校长讲座教授张博辉教授与其合作者以澳大利亚签署的《京都议定书》为切入点，深入探究碳风险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

 

主要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KPR作为一种外源性监管冲击，显著提高了高碳排放者（以下称“排放者”）相对于低碳排放者（以下称“非排放者”）所面临的碳风险。此外，碳风险与融资成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高碳排放企业的债务和股权成本显著高于低碳排放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