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慈观：未来全球ESG信息披露标准不止一套

古语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规矩太多，也难成方圆。

 

多年来，在可持续发展报告领域，由于“标准”版本繁多，且自说自话，不仅让报告编制者无所适从，感到困惑、负担过重，同时也使得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质量乏善可陈，难以有效满足投资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伴随着全球各国或地区的可持续信息披露要求持续加强，以及投资人和资产管理机构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相关机遇和风险对公司财务带来的影响，近两年国际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整合、统一趋向显着，然而“标准化全球标准”并非易事。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邱慈观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统一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标准不仅在技术层面存在太多挑战，而且还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她指出，未来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全球标准可能不止一套。

 

 

专业能力

 

2021年11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期间，宣布成立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简称ISSB），表示要制定一套高质量的可持续信息披露基准性标准——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IFRS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Standards，简称ISDS），以满足投资者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

 

 

 

当时，很多人对ISSB充满期待，认为其成立是“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的分水岭”“朝着建立统一且全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披露迈出的重要一步”，当然也有人对ISSB的雄心与前景保持谨慎观望态度。

 

 

 

早在2020年底建立ISSB的工作启动之时，邱慈观等业内人士就已经知道了IFRS 基金会的决定和计划，当时她对于ISSB成立的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疑问——人呢？他们到哪里去找人？

 

 

 

“IFRS基金会主要掌管的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IASB），IASB负责制定通用的财务报告标准。尽管IFRS在财务报告标准制定方面已经影响力很大，但它并没有可持续发展报告方面的人才储备。一个做财务报告标准的基金会来制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框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找人，必须要招兵买马。”在邱慈观看来，IFRS在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方面缺乏经验和专业团队是其面临的首要挑战。

 

 

针对专业能力不足，ISSB倒也早有应对。

 

早在去年11月正式成立之时，ISSB就宣布将于2022年6月之前将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组织——气候披露准则理事会（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简称CDSB）和价值报告基金会（Value Reporting Foundation，简称VRF）整体并入。其中，前者CDSB由碳信息披露项目（The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简称CDP）发起，主要关注环境和气候变化的信息披露，试图将环境气候信息整合到公司年度报告等主流报告中；VRF则是由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简称SASB）和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简称IIRC）在2021年合并而成，其合并后提供的报告框架将环境社会信息与财务表现进行勾稽，为定性信息定量化提供了标准。

 

ISSB并非从零开始研发，而是通过合并CDSB和VRF，整合其技术力量和专业人才。ISSB将基于多个现有的以投资者为核心的国际披露框架而构建其全球性标准。对于ISSB的上述“创新”举措，邱慈观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包饺子”。她表示，ISSB原本只有一张饺子皮，里边并没有馅儿。现在它拉来一堆东西(机构)进来后做成馅儿，然后再包成一个饺子。

 

除了吸收合并CDSB和VRF可能带来的不同组织间的整合问题，邱慈观认为将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与财务信息结合到一起也并非易事，而这正是ISSB能否成功统一全球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的核心。

 

她指出，随着经济环境变化，沿用多年的传统财务报告的不足日益凸显，譬如财务报表无法反映气候变化因素的潜在财务影响，“我们需要一套有颠覆性创新的报告框架，把财务信息和可持续信息整合起来”。尽管在制定财务信息披露标准方面的能力和信誉，使得IFRS成为制定全球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的中心，但邱慈观对于ISSB是否具备了相应的专业能力抱持着观望态度。

 

实际上，她认为哈佛大学已经设计出了这样一套能够反映公司财务、社会和环境表现的财务账户，即影响力加权财务账户（Impact-Weighted Financial Accounts，简称IWA）——IWA是财务报表（例如损益表或资产负债表）的行项目（Line Item）,通过反映公司对员工、客户、环境和社会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以补充财务和业绩报表。 

 

“将可持续发展报告和财务报表整合到一起，这里边的挑战非常大。哈佛大学IWA并不是那种表面的合并，而是真正地内嵌其中，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邱慈观认为，在缺乏专业人才的情况下，ISSB未必能实现同样的目标，要克服的挑战很多。

 

竞争对手

 

对于ISSB对全球可持续信息披露可能带来的影响，邱慈观直言，“目前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它未来怎么走”。

 

无论是在财务报告还是可持续发展报告领域，重要性原则（materiality principle )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邱慈观说，重要性原则是价值观的体现，而且正是这些看似很“虚”的东西在控制着“实”，即财务信息或可持续信息的披露框架。

 

她指出，在可持续发展报告领域，重要性原则分为单一重要性（single materiality)和双重重要性(double materiality)。其中，单一重要性是指基于由外到内对重要性进行定义，只考虑环境和社会议题对企业财务基线产生的影响；多重重要性同时从由内到外角度和由外到内角度两个维度来衡量议题的重要程度，既要考虑环境和社会议题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也要考虑企业经营活动对外界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邱慈观表示，遵守不同的重要性原则，将导致报告准则对报告定位和信息披露要求存在较大差异。“报告写给谁看？关切的可持续发展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因价值观不同而产生差异，为此不同的标准制定组织构建出的报告标准或框架也会不同。”

 

邱慈观指出报告受众一般会分为两类，一类是只写给投资人看——投资人关切的问题就只是投资回报；另一类是写给包括投资人在内的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监管机构、投资人、债权人等等。邱慈观介绍说，ISSB制定可持续发展报告框架秉持的是单一重要性原则，其价值观也非常明确，属于投资人导向。

 

除了能力面临考验，邱慈观表示ISSB还有两个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在前方。

 

第一个就是于3月21日发布新的企业气候信息披露提案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简称美国证监会）。邱慈观介绍说，美国证监会借鉴的是国际公认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框架（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TCFD框架），秉持的是单一重要性原则，其目标是主要写给投资人看。

 

第二个是欧盟委员会推出的《欧盟可持续报告准则》（Europea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简称ESRS）。受欧盟委员会委托，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主要负责ESRS的开发和担当披露标准的技术顾问。邱慈观介绍，欧盟在制定框架过程中吸纳的是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简称GRI)的标准，坚持的是双重重要性原则。

 

“美国证监会和ISSB走的是相当资本主义的一条路，他们关注的只是环境和社会因素对投资人的财务回报的影响。而欧盟则是从对自身财务绩效的影响和对环境、社会的影响两大维度去考虑报告应该披露的议题和指标。” 

 

与美国证监会和欧盟结合的框架TCFD和GRI相比，邱慈观认为ISSB明显是通过整合影响力较小的一些组织来壮大自己，而ISSB未来在三套标准中的竞争优势还不明确。

 

“GRI成立于1997年，GRI框架是全球适用范围最广的标准体系；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工作组）由G20辖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于2015年成立，其在全球共有32位理事，其中美国前纽约市长Michael Bloomberge担任理事长。工作组2017年6月发布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报告》（简称“TCFD框架”）是国际上领头的气候信息披露框架。相较而言，ISSB整合的标准制定机构相对影响力较小（成立时间短和政府背景也相对弱一些）。”

 

在上述三足鼎立中，邱慈观认为形成了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格局。她同时指出这种形势背后其实有两大影响因素：一个是价值观，持有相同价值观的组织会形成伙伴关系。另一个是利益，包括标准制定机构间的利益争夺以及国家间的政治利益权衡。

 

中国未来会选择向哪一方靠拢？邱慈观表示中国应该会参与ISDS的制定流程，但上述两大因素也会是国家决策时的考虑重点。

 

如何应对？

 

世界上可能有统一的ESG信息披露标准吗？

 

邱慈观的答案是标准会趋同，会兼容，但这不表示是统一的、完全一样的标准，“世界上价值观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也不会有人能够统一价值观。另外，政治利益博弈也会永远存在。如果这两个问题可以解决，有可能会有统一的标准，否则那些所谓的‘统一标准’只是流于表面，而非真的标准”。

 

邱慈观认为未来国际上大概会有二至三套国际ESG信息披露标准。而且她进一步分析说，国际标准通常只适合发达国家和大公司。由于发展阶段和企业规模不同，中国必须要有适合自身国情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我们关心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留守儿童等问题，但欧美并不如此。我们需要一个符合中国独特需求的披露框架，而且这个框架与国际标准并不违背，而是相辅相成的。”

 

邱慈观认为，在应对和遵守国际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方面，大企业的问题会比较小，他们只需要提供内部数据，然后请咨询服务公司来帮忙编制就可以了。“国际上要求用什么框架，它们就用什么框架来写，甚至可以根据不同组织（标准制定组织、交易所、监管部门等）的需求，编制多套报告”。

 

她认为，面临挑战较大的是小企业，因为小企业在能力建设和成本负担上都会很难。邱慈观建议编制一些适合小企业采用的，简单易操作的报告框架。

 

采用规范性标准，编制和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将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展和成果以可比和有效的方式展现，是企业使用同一话语体系与外界对话的重要方式之一。但邱慈观同时强调，要想披露得好，最重要的还是要先做得好。

 

她表示，与推动企业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理由不同，企业真正行动背后的动因包括法律法规、社会价值观、文化认知模式、同侪学习氛围等，此外通过采取ESG行动实现盈利也是推动企业行动的重要动机。“企业是营利组织，所有ESG实践如果没办法帮助其盈利的话，企业是不会愿意的。譬如，降低制造过程中的二氧化碳跟国家碳中和目标相符，但企业为此连续10年都不赚钱的话，其生存也会难以为继。”

 

邱慈观指出，上述所有诱因夹杂在一起，推动企业进行回应，“只有做好了，才能写出一份好的报告。行动都没有，不管采用什么披露标准，都是没办法写出好报告的。”

 

记者手记：

 

江湖说“ESG”，官方讲“可持续”？——浅谈“ESG”话语体系

 

所谓ESG，即是Environment（环境）、Social（社会）和 Governance（治理）的缩写。最近两年，ESG在中国从未像现在这么热闹，但是在官方文件尤其是中央文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政策文件中却鲜少使用“ESG”一词。

 

据笔者了解，今年4月11日，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中首次提及ESG一词，要求投资者“在沟通内容中增加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息”。另外能够看到“ESG”的政策文件，据不完全统计就只有三份地方性政策文件——2020年9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2021年10月《上海加快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施意见》和2019年12月，香港交易所发布的《ESG报告指引》，以及国务院国资委于2022年5月印发《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提出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探索建立健全ESG体系。”。

 

邱慈观在与本刊记者交流时表示，国内官方文件（主要指中央下发的文件）是不太愿意用这个字的，因为它没有明确的定义，也被认为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确，作为舶来品ESG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它与国家和个人价值观密不可分，而且在不同语境中所代表的具体行为指向会差异很大，有时甚至大相径庭。邱慈观说：“ESG的界定是非常松散的，仅从不同评级机构所评的议题和指标的区别上就能看出大家对ESG的定义有多不一样。”

 

ESG一词最早出现在2004年由联合国全球契约发布的报告《Who Cares Win》中，一般来说，E包括气候变化及相关风险、废弃物排放、环境合规要求等；S包括员工健康安全、社区关系、供应链劳工问题等；G包括信息披露、反腐败、高管薪酬等。虽然ESG一词沿用至今，已经异常火热，但是其定义却一直都不是很明确。

 

因为界定不清，邱慈观介绍说，不仅中国，连欧美包括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不喜欢用这个字，而是用“可持续”，“他们只是在非正式场合会用到ESG，在正式场合用的都是经过正式定义或界定的词，比如可持续投资（sustainable investing）、可持续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Standard）等。G20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的英文叫做Sustainable Finance Working Group,他们要做的所有金融工作都不会叫做ESG，而且他们对可持续金融的界定非常清晰，关切的议题也都明确是气候金融、转型金融等。邱慈观表示，学术界其实也不喜欢用ESG，欧美学者在论文中要用（ESG）的话一般会用SRI（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ing）,中文是“社会责任投资”。

 

 

 

不用ESG投资，国内官方用的表述多是什么？邱慈观表示是“绿色金融”“转型金融”等。与ESG定义模糊不同，她指出，这些名词及其包含的内容都是清晰写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里的。例如，2016年七部委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对绿色金融做了清晰界定（简单讲，绿色金融就是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进行投融资）。她表示，国外不常用绿色金融，他们更喜欢用“可持续金融”。

 

 

 

“我们一开始用‘绿色金融’一词时，并没有想太远，而且当时与国际接轨程度也不如现在。今天我们要实现碳中和目标，棕色行业（高污染、高碳排的行业）就必要转型，就会需要转型资金。欧洲比我们早提出碳中和，他们也很早就意识到不能只讲绿色金融，而要讲可持续金融。最近两年提出碳中和目标后我们也不能只讲绿色金融了，所以现在我们新提出了‘转型金融’，它是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用于支持碳密集行业的低碳转型，即针对棕色领域转型提供资金支持” 。

 

 

 

ESG现在很火，但是在使用时，很多时候还是会与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CSR），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责任投资等概念混用，导致混乱。由于自身定义不明确，范围太松散，为此ESG实践、或ESG投资常常会在实践程度、在传播上陷入尴尬。

 

 

 

尽管从生态危机紧迫性出发，本着实际行动重于形式的原则，概念、定义的区分可能并非如此紧急，但是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加剧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当前企业如何影响和贡献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巨大，其受到的关注和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使得企业更好地发挥潜力，也更好地完成与外界的信息沟通，构建通用的、有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话语体系，建立相同的语境是基础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毕竟只有明确了“是什么”，所言即所指，才能讨论“怎么干”，实现所行即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