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绩效和高管薪酬

直到最近，学者们才开始分析环境绩效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制度理论、代理理论和环境管理研究假设：1、在污染行业，良好的环境绩效会增加CEO的薪酬；2、环境治理机制加强了这种联系；3、a.环境绩效对CEO薪酬的正向影响在环境治理机制健全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b. 拥有环境治理机制的公司更重视污染预防，而不是将管道末端污染控制作为CEO薪酬的标准。4、a.长期薪酬对后续环境绩效有正向影响。这种积极的影响在污染预防上比末端治理结果更好；b. 随着企业在污染行业的排放增加，长期薪酬对随后的环境绩效有更大的影响。对于防止污染，这种积极的调节作用比管道末端的效果更大。本文利用469家美国公司的面板数据，发现了三个假设的支持证据。与预期相反的是，有明确的环境薪酬政策和环境委员会的公司对环境战略的奖励并不比没有这种结构的公司多，这表明这些机制只是象征性的作用。该研究为高管薪酬研究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并强化了该领域的共识，即污染预防战略往往比管道末端污染控制战略更受重视，为公司治理文献做出了贡献。 內/容/來/自:中-國/碳-排*放^交%易#網-tan p a i fang . com
 

本文从ExecuComp数据库中收集了这些公司的CEO薪酬、CEO任期和CEO双重性(CEO兼任董事会主席)方面的数据。从TRI项目报告中获取公司的环境数据。本文研究方法是固定效应模型。其中，为了验证假设1-3，因变量为CEO总薪酬，包括工资、奖金和CEO薪酬的所有长期组成部分（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其他长期薪酬）的总和；长期薪酬总额被用作检验假设4a和4b的自变量。两个环境绩效指标中，第一项是污染预防策略，用估计总的废物产生水平与实际值进行了对比来表征；第二个环境绩效指标是管端污染控制，将这个变量定义为一个比率，其中分子是回收、现场处理并转移到其他地方进行进一步处理的化学品的总和，分母是一家公司产生的总废物。本研究为环境薪酬政策和环境委员会添加了两个虚拟变量，用来衡量最终的环境治理措施。在检验假设4a和4b（长期薪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时，本文使用了两个模型：一个以污染预防措施为因变量，另一个以管道末端治理措施为因变量。在检验假设4b（随着工业污染排放的增加，长期薪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时，引入了一个交互项，它是工业污染与环境绩效衡量指标的交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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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结论如下，对于假设1和2，正如所预期的那样，公司规模、财务业绩和CEO二元性（即同一个人既是CEO又是董事会主席的情况）与CEO总薪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CEO的所有权与CEO的总薪酬呈负相关。对于假设3a和3b，环境治理机制与污染防治策略的交互项为负且具有中度显著性。这表明具有环境治理机制的公司并不依赖于作为CEO薪酬标准的管道末端污染控制策略的证据。并且在所有情况下，R2增量都低于1%，F检验的结果表明，模型间差异的增量解释不显著，因此这些结果既不支持假设3a，也不支持假设3b。对于假设4a和4b，长期薪酬对随后的污染防治绩效有正向且高度显著的影响，并且行业污染状况与长期薪酬的交互项为正向和中度显著性，因此长期薪酬对随后的环境绩效的积极影响对于在污染最严重部门经营的公司更大。